原始社会大多由长者通过实际活动身教与口耳相传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已有“图书文字”和“象形文字”了。有了文字自然会有专门传授和学习的机构，当时称为“成均”，这就是学校的最初萌芽。
到了夏代，则有了正式以教为主的学校，称为“校”。孟子说：“夏日校，教也。”到了商朝，称为“庠”，到周成为“序”。
“序”又分“东序”、“西序”，前者为大学，在国都王宫之东，是贵族及其子弟入学之地；后者为小学，在国都西郊，是平民学习之所。商代生产力日益发展，文化日趋进步，科学日渐发达，因之学校又有增加，称为“学”与“瞽宗”。“学”又有“左学”、“右学”之别，前者专为“国老”而创，后者专为“庶老”而设。国庶之界在于贵族与平民。“学”以明人伦为主，“瞽宗”以习乐为宗。
西周是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学校组织比较完善。当时分为国学与乡学两种。国学专为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入学年龄与教育程度分为大学、小学两级。乡学主要按照当时地方行政区域而定。因地方区域大小不同，亦有塾、庠、序、校之别。一般情况下，塾中优秀者，可升入乡学而学于庠、序、校；庠、序、校中的优秀者或升入国学而学于大学。国学为中央直属学校，乡学是地方学校。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教育就是教诲培育的意思。
教育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的历史范畴。广义地说，凡是有目地增进人的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不论是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系统的或零碎的，都是教育。但是，教育学中所研究的教育，主要是指对年轻一代进行的学校教育；这种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的要求，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授知识技能，培养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和体力的活动，以便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服务的人才。 首先，教育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历史范畴。教育出现于人类社会之初，起源于社会劳动，为适应传授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经验的需要而产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将与人类社会长期并存，永无消亡之日。
第二，教育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的反映，受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制约，同社会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同时，它又反过来给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以影响和作用。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长河中，它首先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同时又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教育除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之外，还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
第三，教育还受对象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作为教育的对象人来说，有其自身生理和心理的发展规律。在教育中必须遵循这些规律，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教育与人的关系。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在同遗传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教育的主导作用是相对遗传和环境而言的。因此，不能超越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对教育的制约性而去孤立地谈教育的作用，遗传，环境跟教育的关系是内因与外因，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辩证的统一。教育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和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行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活动。在教育中，要重视启发性，要注意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要着眼于儿童的“最近发展区”，使教育的作用与儿童发展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根据不同的标准，教育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教育按场所可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
根据形式，内容，时间，对象和主管等不同，教育还可以分为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业余教育、华侨教育、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教育等，以及国立教育、集体教育和私立教育等。
按照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可分为原始社会的教育，奴隶社会的教育和封建社会的教育（以上统称为古代教育）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等。
中国古代教育，下限断到1904年清朝政府公布《奏定学堂章程》（亦称“癸卯学制”），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开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先由外国教会，后为洋务派，再经改良派。直到1902年清廷才公布学部大臣张百熙拟定的《钦定学堂章程》，称为“壬寅学制”，未予实施。1903年清廷命张百熙、荣禄、张之洞等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奏定学堂章程》，次年（1904）公布推行，为转型的标志。
二、中国古代的官学教育
中国古代官学教育是指中央朝廷以按地方行政区划的地方官府所直接创办和管辖的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 中央官学的产生、发展和衰落，是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相适应并为其服务的。
虽有西周“学在官府”之说，但由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纷乱，官学时兴时废。及至唐朝，中央官学繁学盛制度完备，发展到顶峰。南宋以后官学逐渐走下坡路。封建社会后期，中央官学逐渐衰败，实际上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名存实亡。清末，中国古代官学完全被西方的学堂和学校教育所取代。
中央官学教育可分为下列几在类型： 太学和国子监
汉代特别重视发展官学，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隋文帝设国子寺，隋炀帝时改名国子监，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之始，一直延续到清代。太学和国子监是封建王朝培养人才的主要场所，在办学育人、繁荣学术、发展科举取士等方面，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封建社会中央官学系统中，有少数学校，既不是高等学府，又不属于专科学校，更不是贵族学校，而是君王或执政大臣暂时开设时间短促无制度系统的学校，故称为短期学校。如宋代的外学（又名辟雍）、广文馆、四门学等都属这类短期学校。
另外宋朝中央政府在京都设立的普通国立小学，也属于中央官学的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私学教育主生于春秋时期，其中以孔子的私学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
春秋战国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时期。教育也随着经济政治的变更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由“学在官府”变为“学在四夷”。私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由于士这一阶层中的人为谁服务就代表那个阶级的利益 ，且他们 的学说会传承体系也各不相同，所以产生了各种学派林立与诸子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默家、道家和法家四大学派。在学术上各家互有长短，相反相成。春秋孔丘在曲阜杏坛讲学，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稷下之学等到，对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创立儒家学派的孔丘虽在政治上持守旧态度，但在整理文化遗产和创办私学方面却是功垂千秋的。孔丘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拥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门生，培养了大批掌握文化知识的人才。孔丘为代表的儒家重视教育，以六经为教科书；诗——文学课，书——政治课，易——数学课，礼——道德伦理课，乐——音乐艺术美学课，春秋——历史课。 孔子不愿讲怪力神乱很少谈宗教内容。以孔丘为首的儒家私家学不重视生产知识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和传授，实为儒家教育不足之处，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长期的消极影响。孔丘教学态度认真，一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并创造了一套以培养自觉性为中心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如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诱导，学习与思考相结合，学习与行动相结合等等。所以，从办私学教育时间之长久，从事私学活动精力之集中、私学教育经验之丰富、对后世影响之深远来说，是其他任何学派的私学所不及的。与他同时还有墨家，代表农业手工业者的利益，注重科学技术教育。墨儒并称，成为春秋时代的显学。 秦朝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颁“禁私学令”，否定教育的作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实为秦二世而速亡的原因之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今文经学为官学，但是并不禁止私学。于是古文经学面为由私人传授的私学，到东汉末年已取得了压倒官学的地位，如马融、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的私学学生多达千人以上。汉代尤其重视师传家法，皆由孔丘以来的私学培养而成。古文经学讲究名物训诂，注重考证，后世名之为“汉学”。汉代私学在组织形式上可分为“蒙学和精舍”（精庐）两种。前者是小学程度的书馆、学馆，属启蒙教育；后者为专攻经学的经馆精舍、精庐等，属提高教育。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计千人屡见不鲜。这个时期的私学教学内容突破了传统的儒学，还包括玄学、佛学、道教、以及科学技术等。萧梁周兴嗣编辑了影响深远的蒙学读物《千字文》、颜推之的《颜氏家训》成为家庭教育的代表作。《五经》《论语》《千字文》等教材还传入日本。唐代私学遍布城乡，制度不一，程度悬殊，既有名士大儒，如颜师古、孔颖达在任官之前，均是私学教师，“以教授为业”、“以教授为务”，一代名儒刘焯、国子学博士尹知章，不仕尹知章，不仕归田后均在家乡教授生徒；另一方面也有村野启蒙识字的私立小学。
唐代以后，宋元明清私学教育，一方面是书院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形成私学的重要形式；另一方面蒙学教育主要是私人设立的学塾、村学和蒙学，启蒙教材宋代有《百家姓》《三字经》，以及以后编的《千家诗》《杂字》等到。明清，学塾有坐馆（或教馆）、家塾（或私塾）义学（或义塾）等三种形式。清代一钧（1783~1854）撰《教童子法》是一部专门论述启蒙教育著作，对蒙学教授方法作全面论述，并对蒙学的一般原理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