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花
靖
超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派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关注的台湾作家之一。其作品不仅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更有自身的特色。总体而言，白先勇小说有三个创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具体来说:（1）白先勇的个人经历对其小说创作有很大影响，使其在继承传统技法的基础上融传统于现代；（2）在小说的情节和人物的悲剧性方面有着浓郁的悲剧色彩；（3）在历史流变下的“对命运的感悟和思索”以及异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视角下，白先勇小说富有感伤主义色彩。［关键词］白先勇；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中图分类号］I20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121(2010)02-00045-04
白先勇是20世纪60年代台湾极有代表性的现代派
作家，也是大陆读者比较熟悉、评论界比较注目的台湾作家之一。他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是1958年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短篇小说《金大奶奶》，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多发表在《现代文学》杂志上，后陆续汇编成册，有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嫡仙记》，长篇小说《孽子》，《夜曲》，《骨灰》以及其他散文和戏剧作品。
作为台湾现代派的领军人物，白先勇的作品具有现代派作家共有的特点，那就是注重“描绘人与人性，注重发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复杂性。在艺术上，从西方输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广泛采用意识流，暗示，象征等手法。”[1]但是他与其他现代派作家如欧阳子，於梨华等人相比有其独特的地方，用王晋民先生总结的话来说，只有十二字：“中西合璧，悲剧色彩，感伤主义”[2]。正是由于这样与众不同的创作特色，使白先勇成为台湾文坛上的一株奇葩。近年来有关白先勇的评论文章很多，但大多数都侧重于介绍他的生平和创作情况，或者是针对他的作品中某种倾向进行评论。本文试图系统地梳理一下白先勇小说的创作特色。
一、将传统溶于现代，将西方溶于中国
（一）个人经历的影响
白先勇，1937年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白崇禧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自小他就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熏陶，在《蓦然回首》中他将少时给他讲演义的厨子老央看作是自己小说的启蒙老师。后随父定居台湾，受到中学国文老师李雅韵的影响，她为他“启开了中国古典文学之门”，使白先勇“首次窥见古中国之伟大庄严”[3]。
1957年他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接触到欧美文学，他说：“夏济安先生编的《文学杂志》，实是引导我对西
洋文学的桥梁。”[4]，正是有着如此优秀的老师和同窗，
如此得天独厚的文学氛围，他如鱼得水，广闻博识，阅读、翻译、创作是他当时生活的主题。1960年，白先勇与同学共同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毕业后，赴美后研读的也是小说创作，而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期，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出一种认同危机，以至在课堂上学的是西洋文学，在图书馆借的多是中国各方面的书，他开始对自己内心进行深度的探究和反思，开始了对自我的发现和追寻。
正是这些经历使他的小说中糅合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手法和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将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方融于中国。这样的一个特色在其短篇小说集《台北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继承传统技法
白先勇的小说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风格，尤其是受《红楼梦》的影响。他的小说基本上以写实为主，注重人物、环境，以及细节的描写，常用细腻的手法对日常生活进行真实地描绘和刻画，以此来表现人物的音容笑貌和性格特征。
在选材上他常会选取日常生活中很细小的事情来刻画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题。比如《岁除》描写的是除夕夜一个仕途不顺的国民党中级军官在朋友家借酒消愁；《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描写的是台湾夜巴黎舞厅一个晚上发生在金大班周围的事情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思旧赋》描写的是冬日黄昏两个老仆妇对旧主的追忆及对现状惨淡的诉说；《游园惊梦》描写的是钱夫人参加窦夫人举办的家庭晚宴等等。而像《永远的尹雪艳》、《一把青》、《孤恋花》、《花桥荣记》这一类小说也止于对生活片断的描写。他很少会去写一些重大的事情或是极曲折的情节、强烈的冲突，而是像这样“以小见大，平中见奇”[5]。
在刻画人物上他笔触细腻，塑造了自“上”到“下”众多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他极善于对人物所处的环境、外貌衣饰、言谈举止进行描绘，寥寥几笔就使人物栩栩如生。比如对尹雪艳的冷艳，他写到：
“月白短袖的绒棉旗袍，襟上一排香妃色的大盘扣，脚上也是月白缎子的软底绣花鞋，鞋尖却点着两瓣肉色的海棠叶儿，为了讨喜气，她破例在右鬓簪上一朵酒杯大血红的郁金香，而耳朵却吊着一对寸把长的银坠子。”，“嘴角一径挂着那流吟吟浅笑”，“冰雪化成的精灵”。（《永远的尹雪艳》）[6]
对窦夫人的矜贵，他写到：
“穿了一身银灰洒朱砂的薄纱旗袍。足上也配了一双银灰闪光的高跟鞋，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一只莲子大的钻戒，左腕也笼了一副白金镶碎钻的手串，发上却插了一把珊瑚缺月钗，一对寸把长的紫瑛坠子直吊下发脚外来，衬得她丰白的面庞愈加雍容矜贵起来”
（《游园惊梦》）[7]
再如《梁父吟》中对朴公书房的描写，陈设十分“古雅”，“靠窗左边是一张乌木大书桌，桌上的文房四宝一律齐全。一个汉玉鲤鱼笔架，一块天籁阁珍藏的古砚，一只透雕的竹笔筒里插着各式的毛笔，桌上单放着一部翻得起了毛的线装《资治通鉴》。靠窗的右边，有一个几案，案头搁着一部《大藏金刚经》，经旁有一只饕餮纹三脚鼎的古铜香炉，炉内积满了香灰，中间还插着把烧剩了的香棍”[8]。说明他是极为恪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人。他这样细腻地对人物服饰、所处环境、举止言谈进行描写来刻画人物，从小中见大，从平中见奇，从而使得人物形神兼备，栩栩如生。
（三）融传统于现代
白先勇的小说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技法的基础上，也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融入其中，使得其作品有着不一般的特色。
他在注重对现实的描绘的同时，还十分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从而将角色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有时是内心独白，如《国葬》中秦义方的内心独白，“长官直是让这些小野种害了的！他心中恨恨的咕噜着，这些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哪里懂得照顾他？只有他秦义方，只有他跟了几十年，才摸清楚了他那一种拗脾气。”“这次要是他秦义方还在公馆里，他就不会出
事了。”[9]
从他的这些似自白似唠叨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主人的忠诚和那种近乎母性的卫护的心理。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写到金大班即将离开风月场去当老板娘的前一晚，“在风月场中打了二十年的滚，才找到个户头，也就算她金兆丽少了点能耐了。当年百乐门的丁香美人任黛黛下嫁棉纱大王潘老头儿潘金荣的时候，她还刻薄过人家：我们细丁香好本事，钓到一头千年大金龟。其实潘老头儿在她金兆丽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花的钱恐怕金山都打得起一座了。那时嫌人家老，又嫌人家有狐臭，才一脚踢给了任黛黛。”[10]这里虽然是采用了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但却是作者从金大班的意识角度去介绍阐述的，是她间接的心理独
白，是这个在风尘中沉浮了几十年的女人鄙夷和不甘的心态的一种淋漓的呈现。
白先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他大胆且适当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小说的意识流的表现手法，这在他的著名的短篇小说《游园惊梦》中表现得尤为出彩，甚至有人认为它是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的翻版。白先勇曾称，《游园惊梦》里的意识流是他同时受到英美小说家的影响，尤其是福克纳、凯瑟琳·安·波特等人的影响。
小说以钱夫人蓝田玉赴宴为中心，详细地描写了她在宴会上五次对昔日南京的荣华富贵的回忆，涌现出明显的意识流色彩，每一次的回忆都是蓝田玉心底的呓语，那些深埋她心底的令人心痛又神驰的激情，随着昆曲《游园》、《惊梦》音乐和剧情的发展，如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意识的流动勾连出几十年前的痛楚往事，与今时相对照，不由让人感叹“人世的‘流动’和命运的转迁”[11]，而钱夫人的意识流动成为了整部小说情节的推进拓展的一个基点。
除了意识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还大量地运用了象征、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现代派技巧，有些评论者称赞他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12]，由此可见一斑。
二、泣血般的悲剧色彩
悲剧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崇高的精神，生命中充满了悲剧，历史也充满悲剧，悲剧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正是这种悲剧的崇高性，才引起很多哲人作家的关注，并把具有悲剧色彩的人物、历史、文明等称为悲剧精神。白先勇的小说正是用一种个人生命的悲剧，从而来向读者展示的是一种历史的悲剧，是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个人无法掌控自身命运，随波逐流的内心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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