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暗中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精神,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
作品在结构安排上,以华老栓夫妇给儿子治病为明线,以革命者夏瑜被军阀杀害为暗线,双线交织,构思精巧;在人物刻画上,善于运用白描手法,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形象生动,技巧高超。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鲁迅先生的《药》写于1919年4月25日,脱稿于“五四运动”时期,发表于1919年5月《新青年》六卷第五号。从作品所处理的题材来看。
作品中人物所处的时代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期间,也就是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先驱者之一秋瑾烈士1907年就义那个时候,秋瑾烈士就义后四年即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领导革命的软弱性,未能完成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仍然统治着中国,中国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当时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妥协,脱离群众。
空想依靠少数人的力量(包括使用恐怖手段)代替群众的革命运动。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失败后被恩铭的亲兵残酷地挖出心肝炒食。秋瑾也因此被告发而入狱,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
鲁迅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十分关心中国的革命问题。在仙台学医时,他看了日本人杀中国人而另一大群中国人却来 “鉴赏” 杀人 “壮举” 的电影以后,深切感到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由此他得出结论:革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秋瑾烈士的被害,他更感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必要。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他创作了《药》。
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是民族民主主义革命者夏瑜,作者是通过侧面描写来表现的,但他的形象仍然很鲜明。夏瑜是一个青年革命者,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强的斗争意志,热爱真理,对革命事业表现出无限的忠诚。
在革命遭受挫折,他被投入监牢时,他仍然对胜利充满信心,表现出乐观精神。在敌人监牢里,他坚持斗争,进行革命宣传,“劝牢头造反”。牢头向他“盘盘底细”时,他侃侃“攀谈”开了,说出“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样响亮而有力的话。
红眼睛阿义狠狠“给他两个嘴巴”,他却“打不怕,还要说可怜可怜哩”,可怜阿义的不觉悟。最后,他终于为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的生命。这表现出革命者英勇无畏、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
鲁迅所创作的散文不多但却可说篇篇精品,这些篇章收录于《朝花夕拾》和《野草》。《朝花夕拾》是鲁迅对于童年、青少年时期的回顾,是对作者青少年时期生活断片的回忆,包含少年时代的绍兴印象、南京求学、留学日本、回国后在绍兴任教等基本的成长经历,尤以记述故乡生活者为最多。
相比他的杂文这些文章多了明朗、纯真、亲切的情味。《朝花夕拾》侧重于世态人情的描画,既侧重于生机盎然的自然情境(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与满含生趣的少年行动(如《社戏》)的真切忆述。
又侧重于带着宽厚的亲情刻画活生生的人物、比如藤野先生、范爱农、“三味书屋”的寿镜吾先生。作者没有生硬地用道德家的视角写他们,而是以情感带动团忆的笔。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长妈妈。在《阿长与<山海经>》等作品中,鲁迅尽量以客观的述说,不随意加以褒贬。
在朴实的文字和故事中使读者深深地为长妈妈的善良、单纯、热诚、美丽的心灵所感动。相形之下,在《朝花夕拾》中、对旧日生活中枯燥、荒谬、愚妄的世相的不满,则显得并不突出。
旧日的美与爱.既可看作是鲁迅思想苦闷时的精神避难所,也可视为他“为现在抗争”的疲累身心的憩园。
与《朝花夕拾》“闲话”风格截然不同的散文诗集《野草》则呈现了另一种“鲁迅风”。在《野草》里,鲁迅的笔下,涌出了梦的朦胧、沉重和诡异,鬼魂的阴森与神秘;神幻的场景,荒诞的情节;不可确定的模糊意念,难以理解的反常感觉;瑰丽、冷艳的色彩,奇突的想象,浓郁的诗情。
这些“奇峻的变异”一大原因是语言的特殊——来自于日常生活用语的变异,集华丽与艰涩于一身。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野草》的变异的文体:明显的表现了散文的诗化、小说化(《颓败线的颤动》)、戏剧化(《过客》)。
《野草》总的艺术特征是内敛的抒情倾向,它所表露的是灵魂的‘真”与“深”,是对于“人”自身存在困境的自觉体验与突围。鲁迅在这里借鉴吸收并成功地运用了象征主义手法,但比同时期李金发的硬性移植显然更加自主自如。
因而也取得了艺术表现手法探索上的极大成功。《野草》以表现主题的不确定性,几乎包含了鲁迅情绪、性格甚至整个内心世界的各个侧面,它更是启蒙时期的文化批判者鲁迅向启蒙时期后的战斗者转折过渡阶段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