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方面的影响
通过中日两国频繁的交往，在日本相继出现了受唐文化影响的白凤文化、天平（奈良） 文化和平安前期（弘仁·贞观）文化。
白凤文化是指从645年大化改新到710年迁都奈良前一段时期的文化，由白雉年号（650—654年）而得名。这一文化仍以佛教文化为中心，但前期受大陆六朝文化影响，后期受唐朝文化影响。天武天皇时期确立了以伊势神宫为中心的神祇制度以及新天皇即位的大尝会制度，同时大力保护佛教，实施佛教国教化，为此建造大官大寺、药师寺等官寺，举行讲解护国经典法会。各地贵族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氏寺，692年时，全国共有545所寺院。作为白凤文化的代表，当时遗留下来的代表性建筑有药师寺东塔、山田寺回廊等，雕刻有药师寺金堂药师三尊像等，代表性绘画有法隆寺金堂壁画、高松冢古坟壁画等。另外还有大友皇子、大津皇子创作的汉诗作品以及额田王、柿本人麻吕创作的长短歌、和歌等，其作品收录在奈良时代编撰的
《怀风藻》和《万叶集》中。
虽然天平文化取自圣武天皇在位时的天平年号（724—748），但在广义上是指整个奈良时代（710—794）的文化。这一时期的文化深受盛唐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包含佛教文化在内的贵族文化。这一文化首先体现在为树立天皇家族神圣权威而编撰国史上。712年成书的三卷本
《古事记》，利用假名表记，以天皇家族为中心，讲述开天辟地、天孙降临、神武东征、武尊讨伐至到推古天皇的故事，内容多神话传说，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日本民族形成时期的某些痕迹；720年成书的30卷本
《日本书纪》，是汉文编年体史书，内容从神话时代一直到697年的持统天皇，史料价值较高，但仍需要批判分析性引用。官府修史持续到平安时代中期，共有六部用汉文撰写的历史书籍，即
《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书纪》、《续日本后纪》、
《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包括《日本书纪》在内，统称《六国史》。另外在713年，朝廷命令诸国编撰山川名称来源、乡土特产、古老传说等，即汉文记载的地方志《风土记》，目前仅剩常陆、出云、播磨、丰后、肥前五国的《风土记》，而且大多残缺不全。[i]
在文学艺术方面，奈良时代也较前一个时代出现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假名写成的《万叶集》收集了759年以前的约4500首和歌，作者从天皇到平民、关东的农民及服兵役的防人等。继白凤文化时期的额田王、柿本人麻吕之后，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为奈良时代的歌人代表，统称为四代歌人。奈良时代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东大寺法华堂、正仓院、唐招提寺等，代表性雕塑有东大寺法华堂执金刚神像等，代表性绘画有鸟毛立女屏风——树下美人图等，均具有盛唐文化影响的痕迹。特别是在收藏皇室宝物的正仓院中，其物品充分显示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影响。
八世纪末到九世纪末的平安初期（弘仁•贞观）文化仍深受唐文化的影响，但在这一时期，民间佛教兴起，而且将外来宗教与本地宗教加以混合，形成“神佛习合”。著名僧侣最澄随遣唐使到唐朝，回国创天台宗，自建戒坛，确立了延历寺在日本佛教界的中心地位。另外一个著名僧侣空海亦曾在唐习密教，回国创真言宗。两流派均主张山中修行，因而其寺院据山形而建，留下的代表性建筑物有室生寺金堂、五重塔等，其中的佛像也多带神秘感。另外，由于采用汉文，中国文学史上的形式风格乃至思想内容都影响到了日本，并给日本以文学启示。日本最早的汉文诗集是《怀风藻》，《凌云集》，
《文华秀丽集》，《经国集》，都成于唐中叶，深受六朝到唐初骈体文的影响，最古的和歌《万叶集》，日本人比做中国的《诗经》，五七调的确立，系仿中国五七言诗，长歌系仿乐府古诗，诗歌体裁或仿刘伶
《酒德颂》，或仿李白
《月下独酌》等。此外，如游宴，赠答，和歌，题咏，送别等，大抵皆袭取唐朝诗人意境，日本最有名的长篇小说
《源氏物语》铜壶卷，就受到了白居易
《长恨歌》的启发。
由于政府官员多为擅长唐文化的文人、学者，而且宫廷常召集咏汉诗的宴会，因而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汉诗集，致使该时代在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风黑暗时代”。
唐代中国经济文化均为世界翘楚，稳定的统治，开放的政策，便利的中外外交通均为唐文化的对外散播打开了便利之门。
327年，佛教从中国传入高句丽，并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日本入唐学问僧人除将中国佛教各宗派带回日本外，归国携去经典极多。日本奈良时代（710---794）的所谓的古京六宗，均为中国的宗派，如唐初道昭,智达，智通来从玄奘受学，其后又有智风，玄肪来从智周受学，归国后分为南寺，北寺两传法相之学而成立专宗，日僧道光先入唐学南山律，后中国鉴真法师赴日传法，日本又成立了律宗。
入唐学问僧人除在弘法传教方面做出杰出贡献外，还极大推动了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空海，空海来唐的目的虽然是为了研究佛学，但他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贡献不仅限于佛教，除了将大批佛典等带往日本外，空海等带回的典籍还包括《刘希夷集》，
《王昌龄集》，《朱千乘诗》，《贞元英杰六言诗》，《杂诗集》，《杂文》，《王智章诗》等大批诗文作品和唐代书法作品，由他编纂的
《篆隶万象名义》，则是日本第一部汉文词典，对唐朝文化在日本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另一部重要的著作
《文镜秘府论》不仅促进了日本对唐朝文化的理解和吸收，而且是了解汉唐文学史的重要资料。
8世纪以前，日本使用汉字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表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片假名和平假名，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