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影戏状况?

如题所述

 滦州影戏因其天然的地缘优势,较早受到当时学者的集中关注。早在1921年,顾颉刚就开始留意滦州影,在其读书笔记《琼东杂记》第二册中曾说:“在北京见有‘滦州影戏’招贴,不知其所作。今见宋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中《瓦舍众伎》一则云……。看了这一则,仍旧不能晓得究竟怎样。将来能唤滦州班来一看,也可知道宋代杂戏状况”①。1934年他在《文学》上发表《滦州影戏》,探讨了滦州影戏的起源、发生、分期、流派、戏剧功能、戏剧特征等问题。文章凭藉的材料基本来自“精通此道的学者”李脱尘的《影戏小史》。顾先生是以史学家的目光来审视影戏,其目的在于存史以惠后世,因为“历来作史的学者的眼光是从未注意到民众娱乐的,修方志的先生们,更是不管这些闲事的,他们只会给节妇立传”。同年《剧学月刊》第3卷第11期发表了佟晶心的《中国影戏考》和高云翘的《滦州影调查记》。佟氏的文章首次把整个中国影戏纳入研究视野,其核心内容在于阐述影戏的起源、形成及其艺术形态,认为影戏的发明者“不出亚洲居住的回族、汉族和蒙古人”,并尝试从艺人的艺术记忆中去寻求影戏发生的原点。佟氏以滦州影戏为蓝本阐述了影偶的制作、影戏戏台、脚本、剧目,以及影戏的腔调与音乐、影戏的班社、演出、观众等。从文中所透露出来的戏剧观念看,他认为影戏是一种活性的、生活化的艺术。为了贴近影戏的生命活态,高云翘实地考察了滦州影戏并撰写了《滦州影调查记》。文章运用田野考察得来的鲜活材料,翔实地描述滦州影戏各物质构成因素与戏剧活动特点。同类文章还有清华大学中文系张骏骧的毕业论文《滦州影戏述要》(1936)和汤际亨的《中国地方剧研究之一——“滦州影戏”》(《中法大学月刊》1936,第8卷第3期),后者在影戏剧本、影词特质的介绍、剧目的胪列与考证上用力甚勤,对影词的构成、句式特点亦做了详尽的分析。作者并未停留于浅表性的一般描述上,标举影戏是“通俗的”、“平民的”艺术,“影戏是社会教育之利器”。这无疑折射出当时知识分子改良主义的思想倾向。
  继《滦州影戏》后,顾颉刚于1936年撰写的《中国影戏略史及其现状》是该期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②文章梳理了自汉代至“现时”影戏的发生流变,认为影戏所具有之特殊性在于四个方面:1、“影戏始终为国产,中国在周秦时已有影戏,至西汉而其制渐备。”2、“中国影戏之发源地为陕西,自周秦两汉以至隋唐当皆以其地为最盛。”3、“影戏本体组织简单,故时常需要他种艺术以充实其内容。”4、影戏“具有特异之风味,一为词句之组织,一为所唱之声音”。上述探讨涵盖了影戏发生的时间、空间、影戏的艺术特质等一系列本源性问题,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尽管个别结论还有讨论的余地。
  探求影戏的起源与形成一直是戏剧史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早在1925年,许地山在《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中就提出:“演影戏底风尚”,“当从南印度随着商人东流入缅甸、爪哇、暹罗、占城而至中国”,但他的“影戏外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无人响应。1937年《歌谣》第2卷和第3卷连续刊出5篇文章讨论影戏的起源及其与宝卷的关系,吴晓铃、佟晶心、叶德均相继发文进行“商榷”和“对话”。这场颇为热闹的讨论最早是由佟晶心的《探论“宝卷”在俗文学上的地位》所引发的。佟氏在文中提出:“影戏在宋朝所使用的剧本便是当时的话本,但近代的便用宝卷”,“影戏的剧本组织和故事的结构很有宝卷的意味,但已采用对话的形式。”针对佟氏的论断,吴晓铃在《关于“影戏”与“宝卷”及“滦州影戏”的名称》中进行了质疑,认为“影戏的剧本在宋朝并不是用话本,近代用的也不见得就是宝卷。理由很简单,因为影戏著重在表演,其文词是代言体,而话本和宝卷著重在演说,其文词则是叙述体,二者在运用方面迥乎不同”。随后佟晶心撰写《答吴晓铃先生关于“影戏”与“宝卷”的问题》对吴晓铃的质疑予以回应,主要观点有:“影戏为代言体或系后来的事”,“宝卷也有代言体的”,不能以今拟古。叶德均则认为论“中国的影戏”不能局限于“滦州影”,“对于影戏之史的研究,仅以一地为限,是不够的”,主张“把北方滦州等地的影戏和其他各地的相互比勘”。叶氏有保留地同意宝卷与影戏的关系,因为皮黄、说书、傀儡戏都与影戏有关联,“一种技术的形成,和他种艺术是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的。”(通信栏《关于影戏——致晶心先生》,1937年3月4日)吴晓铃在《杂论“影戏”——兼答佟晶心先生》一文中就“话本”的内涵作了阐释,认为话本有“代言体”和“叙述体”之别,“宋代影戏为代言体很有可能”,并对李脱尘的“黄素志创影说”深表怀疑,“恐怕北方的影戏仍是传自南方”。后来,孙楷第在《近世戏曲的演唱形式出自傀儡戏影戏考》(1940)中再创新论,认为影戏之滥觞,疑来自“唐五代时僧徒夜讲”,“装屏设像之事”,进而推论宋代的傀儡戏影戏“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从出;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此论受到周贻白与任二北的明确反对,下文将会述及。
  总之,这一时期的影戏研究以滦州影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他区域影戏的论述较为薄弱;研究手法上除了运用文献法,部分学者开始离开案头,走向田野,注重资料的原始性和实证性;从研究指向来看,一般以影戏本体为考察对象,涵盖了戏剧的诸多艺术层面,尤其是影戏起源与形成的探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客观地说,上述研究还停留在对影戏流变史和戏剧特征一般性的描述层面,而且大多限于滦州一地的考察,为后代学者留下了较多的思考空间。这一阶段研究的意义在于:学者们敢于抛弃传统观念对影戏的文化偏见,在人们熟视无睹的民间艺术上“做文章”,客观上提升了影戏的文化地位。同时,前辈学者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学术园地,许多思考成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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