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认为鲁庄公是一个怎样的君主?明君还是昏君?

八上《曹刿论战》中的

鲁庄公尽管不是一个十分圣明的君王,但是,把他作为一个庸君,“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实在有失公正。细细地揣摩《曹刿论战》内容,也不难从鲁庄公身上发现有许多可取之处。
  首先,鲁庄公能够打破等级观念,虚心纳谏,唯贤是用。
  曹刿乃一介布衣,鲁庄公则为一国之尊,两者有着何等的地位悬殊!假如鲁庄公不能打破常规,消除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观念,将无一官半职的曹刿拒于门外,那么,也就没有了日后曹刿施展才能的机会,也许历史将会改写。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屈驾接受了曹刿的“请见”,而且还诚恳地回答了曹刿的一系列询问,一点也没摆君王的架子,显得是那么的随和虔诚,俨然是在对知己者促膝谈心。他还进一步接受了曹刿“战则请从”的要求,很亲密地“与之乘”。 作为一国之君,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不能不让人敬佩。战争过程中,鲁庄公虽多次出现“将鼓之”、“将逐之”等急躁冒进的念头,但当曹刿及时阻止后,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错误,一意孤行,而是听从于曹刿的决断,把长勺之战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曹刿。正是因为鲁庄公的开明之举,才使得曹刿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筹帷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在历史上写下辉煌的一页。可以说长勺之战的胜利,是曹刿和鲁庄公精诚合作的结果。
  第二,在鲁庄公身上体现了浓厚的国民意识。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尽管鲁庄公战前未曾深谋远虑,应战的条件尚不成熟,“将战”难免显出一个最高统治者的仓促和盲目;但当敌国入侵之时,能立即作出积极的反应,亦属捍卫国家尊严的正义之举,这是无可厚非的。尤其是当曹刿“入见”后,向鲁庄公询问“何以战”的条件时,他能够列出“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些取信于民的举措,至少可以证明他的头脑中还装着老百姓,他的统治还算是仁政的,这与暴虐的纣王、秦始皇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鲁国“可以一战”的重要政治前提。
  第三,鲁庄公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者的圣明。
  长勺之战胜利结束后,“公问其故”。评论家认为这又一次显示出鲁庄公的“鄙”——战争胜利了,而国君还“不知其故”!乍一想,似乎有理;细一琢磨,我们何尝不能看到他的诚实的一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吗!“公”能“问其故”,这证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的一面;但他不掩饰自己的无知,不羞于向地位低下的人求教,除了具有谦逊的胸怀之外,更需要有一种战胜虚伪的勇气!鲁庄公的这种圣明之举,是不少国君乃至许多王公大臣以及诸多自以为是的人难于做到的。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4-01-02
《曹刿论战》中作者通过对比反衬手法的运用去着意刻画曹刿的形象,就文学作品而言,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肉食者鄙”中的“肉食者”含庄公吗?笔者认为庄公未必“鄙”。理由有四:  其一:庄公能接贤纳谏,有明主之风范。当时没有常备军,由国君任统帅,贵族任各级军官,在战前决策中,庄公没有一意孤行,能同贵族军官(文中指曹刿)一起达成战略思想上的共识——取信于民。在作战过程中,“公与之乘”,共同指挥作战,虽然庄公有“将鼓”“将驰”的急噪冒进之意,但他能听取曹刿的意见,没有独断专行,直到战争胜利。历史上不乏精通文武之道的明君,虽然庄公算不上这样的君主,但他有上述所说之表现,也不失为一明君。难道一国之君定要有军事家的才能?只要能用贤纳贤即可。孔明再贤如何,啊斗之举真是孔明有“孔”难“明”!  其二:庄公也明白“得民心者得天下”之道理,不然庄公为何要提出“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条建议?至于他所提出的“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这条建议也未尝不可,大军在开赴战场作战之际予以“衣食”之犒劳,以此来鼓舞斗志,在战争史上不乏其例,难道一定要把“必以分人”之“人 ”理解为少数臣子而不认为是众人吗?还有“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这条建议的提出也不可妄加指责其“鄙”,这只能反映骨肉思想上的局限性。古人在出兵作战之前为坛而盟、敬神祭天、择时而动的行为已传承了几千年,即使在今天的科技文明时代,这种封建意识仍然残存着,不是吗?  其三:《左传》源于《春秋》,可以说是近乎大事年表的《春秋》的扩写,《曹刿论战》所记之事在《春秋》中只有一句话:“十年春,王正月,公齐师于长勺。”仅此一句话,很明显,胜齐之功加在鲁庄公头上,公何“鄙”之有?  其四,《左传》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如果左丘明不是相传的作者,确为鲁国的史官,确为此书的作者,那么,按常理,他是不会面对自己的国君在《曹刿论战》中去嘲讽自己国君的先主庄公的“鄙”的。  基于以上四点,笔者以为“肉食者鄙”中的“肉食者”不含鲁庄公。
相似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