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原意是：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自利行为驱使男人们总想攀龙附凤。能够娶皇帝的女儿为妻，意味着一生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能光宗耀祖。而且，皇帝的儿女能享有同时代最好的教育。中国古代的公主，除了相貌出众，多数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也是理想的结婚对象。现在多比喻在经济社会中，卖方市场的强势。一、皇帝的女儿是婚姻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珍稀的资源总是有市场的，一般不存在市场积压问题。在封建时代，无论皇帝有多少个妃子，生了多少个女儿，其数量相对于天下女子总是有限的，甚至是忽略不计的，相对于男子对皇帝女儿的需求来说，更是严重短缺，因此皇帝的女儿无疑属于经济社会的珍稀物品。（以唐朝公主为例，高祖19女、太宗21女、高宗3女、中宗8女、睿宗11女、玄宗29女、
肃宗7女、代宗18女、德宗11女、顺宗11女、宪宗18女、穆宗8女、敬宗3女、文宗4女、武宗7女、宣宗11女、懿宗8女、昭宗11女）物以稀为贵，仅从经济资源的稀缺性而言，皇帝的女儿成了天下男子竞相迎娶的对象。
皇帝女儿数量的有限性，说明这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市场，皇帝有限的女儿在市场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牢牢控制了卖方市场下的恋爱、婚姻主动权，即交易是由卖方左右的市场。
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市场上商品短缺，供不应求，商品价格保持持续的上扬倾向，商品交易条件有利于卖方而不利于买方。买方被迫处于从属的地位，常常要为购买稀缺商品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形成蔚为壮观的购买难现象。所以，皇帝的女儿有条件选择优秀的男人。
这一现象如果发生在现代社会，可采取两种资源配置方式，一是配给制，另一种是竞价拍卖制。配给制属于典型的指令型经济，竞价制则属于市场经济，谁出价高就属于谁。但婚姻市场经济又不能完全按市场竞价制运作，原因是人存在感情。
在封建时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人的自利行为驱使男人们总想攀龙附凤。能够娶皇帝的女儿为妻，意味着一生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还能光宗耀祖。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与男人总想攀龙附凤、巧结贵人，实现人生目标相关。找个好老婆，少奋斗二十年，这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是男人梦寐以求的期望。但并非人人都能找到门路去接近王公贵族，所以，在很多时候，没有龙凤可攀可附，降低一个层次攀高结贵，同样也可以成名。有攀龙附凤的巨大的需求市场的存在，必然造成皇帝女儿供给的严重不足。
攀龙附凤，是自古通行的借助外力成名的捷径，沿袭久远，成功人士，数不胜数。翻开历史，靠攀龙附凤而功成名就的人不胜枚举。古代的读书人，要走兼济天下的路，就必须入仕。大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游说诸候，希望通过“攀龙”来实现其理想。有时“龙”不易攀，有“凤”可附，也是不错的选择。其弟子
颜回攀上孔子，拜孔子为师，并因得到孔子的肯定，其勤学之美誉得以流传千古。事实上，世间勤勉之人何止颜回一个？而声名远播者又有多少？事实上，
孔夫子运气不佳，虽有攀龙附凤之心，却未获得攀龙附凤之果，算不上攀龙附凤的成功人士。
秦始皇的仲父
吕不韦，算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资助子楚，入秦行贿，游说华阳夫人，立子楚为太子嗣，还献上有身孕的宠姬，把子楚照顾得舒舒服服。宠姬为子楚所纳，也就是培养了一只“凤”。攀龙附凤，一箭双雕，做成了一笔大买卖。日后子楚与
嬴政先后即位，均任吕不韦为相国，封十万户，号曰文信候，风光无限。对此，
李贽在《史纲评要》中批道：“大贾买得皇帝，又买得个皇帝儿子，大奇，大奇。”
诗仙李白，并非一开始就是“安能催眉折腰侍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清高人士。初出道时四处请托，拜官谒贵，深谙攀龙附凤之道。他的名作
《与韩荆州书》，对荆州刺史韩朝宗，极尽奉承：“白闻天下谈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于此？岂不以
周公之风，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杰，奔走而归之；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所以龙蟠凤逸之士，皆欲收名定价于君侯”。李白的前半生一心想当官，到了40岁之后才恃才放狂，傲视权贵，形成“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早散发弄扁舟”的潇洒不羁。
追名逐利是人的天性，但出名的方式千差万别。世间虽有
陶渊明之辈急流勇退，归隐田园，视功名如粪土。但从其坎坷经历中依稀可见其在名利场中苦苦挣扎的痕迹。陶渊明出仕之前，为出生不久的儿子写的
《示子》一诗中借叙述远祖陶舍辅佐
汉武帝的故事，希望儿子也有“攀龙鳞附凤翼”的命运机缘。其实，表达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以及对未来命运轨迹的期望。
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意思是说君子最担心的是死后历史上无名，没没无闻，与草木同朽。
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说的是下层寒士要想名扬千古，只有依靠达官贵人，否则就只能被埋没。所以，要想出名、提高身价，就得寻找方式，借助外力，抬高自己。
善借外力的人最容易成功，借别人的力量、金钱、智慧、名望，以及社会关系，用以充实自己的大脑，延伸自己的手脚，提高入仕的资本与赚钱的能力。所谓上君尽人之智，借他人之光照亮自己的“前途”与“钱途”，这就是攀龙附凤，巧结贵人的真正意义。在现代社会，借鸡生蛋，傍大款、傍名人、傍权贵、傍名牌等出名的屡见不鲜。
当今时代也一样，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贵人相助往往是不可缺少的关键环节。有些人极有天赋，智商高情商低，有才、有能、有德，却一事无成，只能默默无闻地呆在角落中自叹怀才不遇；有些人资质平平，智商低而情商高，却取得了辉煌成就。其实原因很简单，情商高的人懂得攀龙附凤，巧结贵人；情商低的人则不懂个中的真谛。如果有贵人相助或伯乐赏识，就可让才华得到百分之百的释放，还能缩短成功的时间，加大成功的筹码。因此，要想成功，攀龙附凤，贵人相助，是不可或缺的。
当然，“贵人”并不都是指那些名门望族，皇亲国戚，权重势强的权贵之人，他们可能是指某位身居高位的人，也可能是指令你心仪欲模仿的对象，无论在经验、专长、知识、技能等各方面都比你略胜一筹。因此，他们也许是你老师，也许是你的上司或推荐人。有贵人相助，对自己的事业或工作是极其有益的。
由此观之，众多渴望成功、渴望攀龙附凤群体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需求市场，造成皇帝的女儿严重短缺，供给不足，自然不愁嫁不出去。
二、皇帝的女儿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
在封建时代，大多实行一夫多妻制，尤其是皇帝，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个个倾城倾国，而且冰雪聪明。那么，皇帝的女儿是否也都是绝代佳人呢？我想，皇帝的女儿长相一般不会太差。从遗传学角度讲，皇帝的老婆、妃子都是绝代佳丽，基因很好，因此，皇帝的女儿一般而言，长相应属上乘。
唐太宗曾为自己的
科举制感叹：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矣！其实，封建时代，中国皇帝还应为选婚而感叹：天下美女尽入我宫中矣！
皇帝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高度集权的体制，垄断了全国的优质教育资源，对儿女的教育，可以选择最好的老师，所以，皇帝的儿女能享有同时代最好的教育。我们看中国古代的公主，多数都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所以，皇帝的女儿无疑是婚姻市场上的优质资源，自身素质很高。当然，每天锦衣玉食，娇生惯养，也形成了脾气暴燥，任性胡为的坏毛病。
在婚姻市场上，一般也遵循市场规律，婚姻资源的配置强调的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加之皇帝女儿的有限性，因此，可选择的对象就是天下才俊。
所以，要想娶到皇帝的女儿绝非易事，你自己必需要有核心竞争力。不仅要英俊潇洒，还要才高八斗，忠于皇权。既要入皇帝的法眼，也要迎得公主的青睐，才能战胜众多的竞争者。在这场非对称的博弈中，最终获胜取决于你的硬实力和对方的偏好。如果你的供给能满足对方需求的话，均衡交易就出现了。其实，皇帝在为女儿选婿时，同样追求的是效用与收益最大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理念是士农工商，学而优择仕。抑制商品经济发展，刻意低商人的社会地位。但是百姓并没有完全被这种大而空的主旋律所蒙敝，嫌贫爱富仍是民间婚姻选择中的潜规则。能够娶到皇帝的女儿，自然是一些优秀男人的梦想。虽然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类似七仙女下嫁平庸的董永，白娘子爱上柔弱的许仙等浪漫故事，但这样的故事一般仅限于神话传说，反映的是一些男人的梦想、愿望，以及一些难于及第的落泊书生无法进入仕途的另类理想。即便如此，这些神话故事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为一般人难于看到的经济学原理。比如，七仙女织锦，一夜成匹；白娘子盖房子，吹口仙气即成；没钱时，点石成金等等。
另一类现象是，富家的千金小姐无意中救助了落泊潦倒的进京赶考的书生，最后是落难书生高中状元或进士，仕途飞黄腾达，迎娶美妙佳人。这类爱情故事很浪漫，从经济学角度看，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富家小姐，心地善良，乐善好施，具有利他主义精神；第二，小姐慧眼识英才，具有战略眼光，看到了落泊书生是只潜力股，成长性很好。因此，才女貌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财的成分，所以，婚姻就如同选股票一样。如果落泊的书生不是潜力股，而是垃圾股，善良的富家千金绝不会与之私订终身。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地位是如此不可轻视，某种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婚姻本身就是一种经济行为。
恩格斯说：整个私有制社会，择偶制度都是以权衡利害为原则，也就是以经济和政治利益为核心和首要标准。作为稀缺资源的皇帝的女儿，再加上至高无上的政治利益的诱惑，自然成了优秀男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当然，普通男人是不可望、不可及，只能做做白日梦了。
同样在择偶的过程中，你的发展前景，长相、学识和气质，家庭背景等等，这些都是内生变量，只要你有较好的条件就不愁没有好的归宿。
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行业有很多的竞争者，最好没人竞争，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垄断者，你消费者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一店。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我们对垄断深恶痛绝，但还是有不少行业和产品处于垄断状态，形成完全的卖方垄断。这些垄断行业提供的“产品”就成了皇帝的女儿，根本不用担心嫁不出去，而且都能嫁得好，所以垄断市场的高价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指令性配置婚姻资源
出生在帝王家，对于女人而言，既幸运也不幸。幸运的是，不会像贫家女那样为了生存而奔波，不用为嫁妆而发愁；不幸的是，比贫家女更没有人生选择与自由的权力，常常是政治需要的牺牲品。在中国古代，帝王将相及其子女的婚姻几乎都与政治扯上千丝万缕的关系。
古代这些金枝玉叶的千金小姐们，婚姻都带着些深厚的政治因素，一般都是嫁给大臣、贵族、大将，以姻亲来作为政权的屏障。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公主姻亲于稳定朝政而言，用处是相当大的。被指定为附马的人也心知肚明是政治婚姻，但一般都乐于接受，毕竟和皇帝多一层裙带关系也算戴上“安全帽”。
对皇帝而言，为了政治的利益，女儿越多越好，只要需要，随便挑出一个来嫁出去，近则可以笼络权臣新贵，远则可以和亲边关，每一个都好嫁，都嫁得好。这样的例子，翻开中国历史，五千年少有例外。而对这些金枝玉叶来说，自己的命运自己却无法选择，整天除了祈祷上苍，不要嫁得太远，最好能嫁一个好男人，所嫁的男人老婆不要太多，仅此而己，别无他法。
在中国古代，政治和亲是王朝安邦定国的一大外交战略。最常见的是把皇家宗室女嫁给周边少数民族首领，具有政治与军事联姻的目的。封建时代的政治婚姻自大汉之后逐渐盛行，汉高祖刘邦首创和亲外交，以宗室长公主远嫁匈奴单于，其后是汉武帝刘彻，先后把细君公主与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在汉代，最有名的和亲外交当属汉元帝时的昭君出塞，至今还是和亲外交的美谈。
到了唐朝，用于和亲的公主之多，可能是历朝之最。唐朝最著名的和亲有两次。一次是公元641年正月，唐太宗派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远嫁给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另一次是公元709年，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迟德松赞。为此唐朝诗人陈陶在《陇西行》中写下了“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的诗句。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讲，宗室之女并不是真正的公主，只是要用于政治、用于外交时，才把她们破格提拔为公主。当然，这种提拨，既是对出嫁女子的安慰，也是对外方女婿的忽悠。不管怎么说，娶到大国的公主为妻，总是一种荣耀，一种资本，也就不管是真公主还是假公主了。
横跨亚欧大陆的大元帝国，虽然出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成吉思汗，也还是不忘和亲外交的怀柔政策，先后有三位公主嫁给高丽国王，其中还包括元世祖忽必烈的一位亲生女儿。
当然，历史上的和亲外交中，也并非全是我们汉家皇帝、权臣做老丈人，也有做女婿的时候。比如在大明王朝，周边的小兄弟高丽国为巴结大明老大哥，就经常给皇宫里送高丽美女。清末袁世凯出任朝鲜监国，掌握重兵，平乱御倭，李熙王朝一次赠给美姬四人，其中一位还是李氏内戚，亦即“宗室出女”。历史上咱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朝鲜，明朝抗日援朝，清朝抗日援朝等等，这里面何尝没有松赞干布般尽女婿义务的成份呢？
在封建时代，强权干涉男女婚姻，是最常见的现象。这类婚姻形式的特点是，婚姻当事人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一切都是外部强力促成，自己无法反抗。当然，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促成的聘娶婚姻，当事人也无权自行改变，但这两类婚姻形式所遭遇的外力，在程度上是不太一样的。强权干涉，是强力、暴力、权力、控制力的合成，而聘娶婚姻，父母还可能照顾一下子女的意愿，而子女至少在口头上允诺父母，但凭父母作主。
现在权贵豪富之家男娶女嫁很多时候也是这种情况的翻版，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年轻人的自主权还是很多的，父母并不能完全决定子女的婚姻。
由此观之，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源自于市场供给短缺，形成了卖方市场。其实，经济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如此，每年各地的高考状元，同样是名校争相抢购的对象。一种商品供给不足，则门庭拥挤，互相抬价，会导致价格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