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中国青年报》一篇《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的文章认为，家庭背景不同，导致子女找工作冷暖不均。父母社会地位越高，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我国数13亿计的宏观人口形势和经济发展水平，注定了就业压力大将是短时间内难以根本解决的社会问题。但就业是至关重要的民生问题，所以以机会均等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公平则尤显重要。就业公平问题解决得好，可以为宏观就业形势减压，反之则为就业压力雪上加霜，膨胀就业引起的社会压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经让多少人壮志满怀；“父亲就业时代”的到来，则让这句话反祖为“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2007年全国近500万高校毕业生中，有100万没有找到工作。我们搞了这么多点的市场经济，居然还有一半左右的人通过“爸爸”求职，“父亲就业时代”的现实语境不啻是全社会的“五味瓶”。
“一些事没人干，一些人没事干”，多数人都在追逐着相对理想的职位中翘首以盼。这种追逐与期盼，很大程度上可以还原为对就业公平的渴求。一方面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职位待遇差异巨大，体制内的职位多安逸稳定，享有各种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以及其他奖金与福利，而体制外的同样职位在待遇上却有天壤之别；另一方面同一体制内的职位又有优劣之分。这些在能力面前必然存在的差别，却让“父亲们”搞得黑白颠倒，也自然导致了“子女们”的心理失衡，进一步扩展为社会的心理失衡，加剧了全社会的价值观失衡。
我们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人口问题，却可以在短期内使就业更加公平。从200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以及其他就业法规，虽然在保障劳动者就业权方面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但在任何保障就业公平特别是如何消除不公平方面，还缺乏刚性的操作要领。虽然“父亲就业时代”这只“五味瓶”里是无奈的苦楚，但我们一方面应当充分认识到，“父亲就业时代”背后隐藏的是就业腐败和用人腐败；另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业的市场化机制缓慢滞后，致使人力资源市场不能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公平环境；从人的平等权来说，就业公平源自宪法赋予的平等权，更涉及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等根本人权，对于国家而言，就业公平可以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效率。基于此，我们必须用就业公平去消解全社会“无奈的苦楚”。(赵丙臣)
，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子女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
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本报记者 蒋昕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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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18 [打印] [关闭]
家庭背景不同 找工作冷暖不均
曲文上次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是2005年7月。当时他刚工作1个月，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在他看来，正是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在找工作上的冷暖不均。现在，他已经换了两份工作，也习惯把那份“不平”看做“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称“早就习以为常”。
来自苏北农村的曲文2005年毕业于南京某大学新闻系，因为老师的介绍和自己实习时的出色表现，他留在了一家电视台新创办的频道做节目后期制作。在家里人看来，能留在省城相当不错。曲文却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一个打工的，没合同，没保险，即使出差时出了车祸，台里也不会负任何责任。”
曲文的一位同班同学则幸运多了，两人同在一家电视台，后者享受的却是“台聘”待遇，曲文没有的他都有，比如各类保险、住房公积金、年终奖和过节费等。“他即使不干活，也比我收入多。”曲文觉得自己就算拼命跑也追不上那位同学。毕业半年后，那位同学结了婚，有房有车。
曲文认为，出现这种差距并不是因为两人之间的实力有差别，而是家庭背景不同。“关键在于他父亲是某市电视台的领导。”对此，曲文的另一位同学也表示认可：“能够被‘台聘’的，家里都有很硬的关系。”
曲文现在在一家网站工作，这是他毕业两年多来的第三份工作，此前他曾就职于一家私营的广告公司。目前，曲文月收入在1700元左右，在南京仅够维持生活。“我们家几代贫农，亲戚朋友都是种地的。”曲文说，自己在省城立足，靠的只有“能吃苦”。实际上，如果家里有条件的话，他大四时更想去考研。
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曲文最终放弃了考研的打算。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文东茅曾就“家庭背景对我国高等教育机会及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做过专题研究。他认为，在家庭所拥有的资源中，经济资源是基础——在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收入越高，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投入会越多；在进入高校后，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则子女可以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经费越多，而迫于经济压力打工的必要性越低。
文东茅在研究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学生从家庭和亲友处获得的资助额、花费的伙食费、求职总费用等呈正相关关系，父亲受过专科及以上教育者，这3项费用平均分别约为3．12万元、1．22万元、1010元，而父亲只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者，这3项费用分别只有2．45万元、9400元、870元。即使在大学毕业之际，家庭能否提供必要的经济支持也是影响许多毕业生选择是否继续求学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又体现了一个家庭的文化资源。“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拥有的权力越大，社会关系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求学和就业服务的能力越强。”文东茅认为，家长们甚至可以“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这种“代际传递效益”在中国很明显，在全世界也普遍存在。
一位青少年研究专家指出，父亲的能力决定了孩子的工作，现在不是孩子找工作，更多的是父亲在找工作，“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实际工作中，人情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力明显降低
与曲文来自同一个地区，在同一个大学、同一个院系学习，毕业后，何超的境遇却完全不同。
当曲文还满心羡慕电视台“台聘”人员的稳定和待遇时，何超一点儿也不着急。他没有扎堆投简历，而是悄悄去了一场该台组织的有“部分人员”参加的“第二次考试”。后来，当天参加考试的人无一例外都成了“台聘”人员。
至今，何超的一个同学还记得他当时“春风得意”的样子。拍毕业照那天，他的父亲——一位在家乡“有点影响”的人，特地赶来学校，和儿子合影留念。
在何超所在的年级，台聘的人屈指可数。据一位当时同样参加“第二次考试”的校友坦言，为了进入那场考试，他家托到了“省里的关系”。
工作定了之后，何超对那次考试和工作的具体去向一直讳莫如深，闭口不谈。同学问起，何超只说自己是台聘，而且“好就好在朝九晚五，非常安逸。在电视台，这样的情况很少。”
事实上，据他的一个同学透露，他们那一批台聘的，“干不来活，没有频道愿意要。”只听说何超在各个栏目之间游走了一年都没人“接手”，最后被“分配”到一个没有年轻人，只有50岁以上者才去的“养老的地方”。
那批“台聘人员”中同样“不得志”的还有张琳。她是研究生学历，在没有其他部门愿意接收的情况下，被“安插”到了一个以艰苦著称的栏目。一位在该栏目工作过的人撇撇嘴说：“分到那里去了，惨吧！”和她共事的，大多是外聘的兼职人员，人员流动性极大。
说腻了工作的“愉快”，何超偶尔会流露出一丝埋怨，说工作不是他的兴趣。在几次全台出动的大型活动中，借调他帮忙时，总会多多少少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尽管小何总强调是别人不对。
何超很怀念以前凭自己的实力，在感兴趣的媒体实习的经历。他说，在那里，自己能找到一些被“尊重”的感觉。
“在实际工作中，大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学识和能力方面，人情和社会关系等的影响明显在降低。”本次调查报告的执笔者、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岳昌君说。在关于200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中，共设计了18种影响就业的因素，调查发现，按照影响程度从重到轻的排列顺序，列前三位的分别是“工作能力强”、“有相关实习和工作经历”和“学历层次高”，而“靠亲戚”只排在第9位，“送礼买人情”排在第18位。
岳昌君指出，家庭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在县一级体现得很明显，在大城市所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很有限。他在调查中发现，学历层次越高，受家庭背景的影响就越弱。而在实际工作中，内在能力才是决定就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有社会关系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
2007年，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寻找就业机会的理想途径。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有社会关系总比没有强，你可以选择用，或是不用。”王丽说。
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王丽，从大三起，就开始考虑留京工作问题。在她的求职计划里，托人是必要的。大四，她托一个朋友在某电视台的知名栏目找到一个实习机会。
王丽希望托人到此为止。只有介绍她进栏目的人知道她的来路。在栏目实习期间，她和其他实习生一起，认真努力地工作着。在王丽的计划里，到了大四下半年，有了一定的实习基础，学到东西后，可以参加这家电视台的招聘考试，“不行，再找找人吧”，她盘算着。
她可以找她的伯父，一位部级干部。
还没等到考试，来了机会。栏目的一个女孩要回家乡去，一个“干杂活”的职位空了下来。因为她在这个栏目工作踏实，人缘又好，栏目组考虑，让王丽留下来。
这个职位没有编制，没有保障，和几个月后的“可能台聘”比起来天差地别，但这是一份凭自己实习、和其他学生公平竞争得来的机会，王丽想留下。而且，她的父母也强烈赞成她接受那份工作：“这是你凭本事找的工作，你好好干，总有发展。找关系也能进去，但多半得不到别人的信任。”
但王丽最终没有留下。她说：“当时就是要强吧。我想一定要凭自己找到一个能解决户口的工作。”
接下来的事情阴差阳错。在等着电视台招聘考试时，她正忙着给实习的栏目组干活，她嘱咐自己一个从小到大的好朋友，说考试时通知一声。结果直到考试结束，她都没有接到朋友的电话。
她这个朋友的“背景”也不错，但和王丽的伯父相比，竞争起来不具优势。如果这时她求助于伯父，倒也不是彻底没戏。但在王丽看来，求人不如求己。
那些天，王丽奔波在找工作的路上，从婚介网站到不知名的小公司，都尽力尝试。甚至有一次，为了争取一个有北京户口的“稳定”职位，她和几个应聘的女孩一起，比拼谁更能喝酒——因为领导说，谁能喝就用谁。
那晚，她喝了“很多劣质白酒”，回到宿舍的时候全身红肿，送往医院，医生诊断“酒精中毒”。酒醒后，王丽抱着朋友嚎啕大哭，觉得自己好凄凉。
后来伯父知道了拼酒的事，教训她不疼爱自己的身体。“一个北京户口而已，没必要这样。”
但王丽坚持认为，自己找的工作和托人找的不一样。没几天，她又去四处求职。
最终，她去了一家网络媒体，并解决了户口问题。在那里，没有任何人知道她的伯父是谁，她依然工作得很忙碌、很辛苦。
王丽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在那里，她的父亲是某电视台的领导，母亲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男友家庭背景则“显赫得多”。王丽开玩笑说，要是回去，“基本上是当少奶奶养起来”。
“太简单了，回家，真的太简单了。”王丽说，“只有这两年在外面的经历，都是自己的。哪怕有一天真要回去了，这两年我努力过。对我来说，这很重要。”
（文中大学生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新华网主页 - 新华教育\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