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如何理解荀子“化性起伪”?

如题所述

化性起伪
指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
人性论问题是先秦思想家所争论的一个热点。从现有文献看,最早对人性进行普遍性认识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性就先天而言是相近的,基本相同的,只是因为后天习染和人为的不同,才“相远”,出现了较大的差异性。这是一种基本正确的人性论命题。但人性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孔子的高足子贡当时就说“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孔子并没有进一步展开。而孔门的后学世硕、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等,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皆言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 进入战国,人们对人性的探讨进入了纵深阶段。第一个高潮是孟子和告子的人性之争。孟子的人性学说,其基本内容有三:一是承认人有共同的类意识,有异于禽兽的普遍人性,突出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二是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人性本身固有善德的萌芽,强调了人性的道德价值;三是认为人的恶德是由后天环境、习染和物诱而造成的,强调存善去恶必须加强教育和教化作用。告子则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宣扬性无善恶的自然人性论,和孟子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辩。 荀子以前的人性论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焦点上:一是人性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还是指人的社会属性,二是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三是人性是否可以改变。荀子在总结前人思想遗产的基础上,针对这些问题,系统地提出了“凡性者,天之就也”(《荀子·性恶》),“人之性恶”(《荀子·性恶》),“凡以知,人之性也”(《荀子·解蔽》),“化性而起伪”(《荀子·性恶》)等一系列命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人性论学说。这是荀子社会政治观、伦理观、教育观等的理论前提,是荀子思想体系中最富于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强调人性恶的一面是荀子人性论的特点,但并不是荀子人性学说中最有价值的观点。荀子人性学说中最有价值的观点是他的“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 荀子说:“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荀子·儒效》)性,是“天之就也”,是生而具有的,故说“吾所不能为也”,不是后天的人为造成的。但是,荀子认为人性却是“可化”,即可以改造的。 荀子认为:“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圣君与暴君或“盗首”,君子与小人的自然本性都是一样的。具体说,“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好利而恶害”,“是禹、桀之所同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无论禹,还是桀,无论君子,还是小人,他们的本性都有“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即恶的一面。 但是,“圣人之所以异过众者,伪也”(《荀子·性恶》)。圣人之所以与一般人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他之所以为贵之处,就在于他后天的人为。这种人为,就是“化性”,即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其本性中恶的一面。 “化性起伪”达到圣人的境界,荀子认为有两个要点:一是专心一志,伏术为学,思索熟察。因为“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必须要“其仪一兮,心如结兮”(《荀子·劝学》)。二是强调“积”。即“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荀子·性恶》)。荀子认为,“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圣人是通过积累仁义法正、不断地对天性中恶的一面加以改造而达到的。而一般的人,他们尽管天性与圣人相同,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或者不肯“化性”,“纵性情,安恣睢”;或者在“专心一志”和“积”上功夫下得不够。所以,就与圣人造成了很大的距离。由此可见,荀子心目中的尧舜、桀跖之分,君子、小人之别,主要就是对人性恶的一面改造还是不改造,改造得彻底还是不彻底的结果。 一般的人对人性如何进行改造呢?荀子提出了以下具体方法。他说:“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通礼义者为君子。”(《荀子·性恶》)又说:“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荀子·性恶》) 归结起来,第一是靠礼义的引导,法度的约束。荀子认为:“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圣人深思积虑,熟悉社会事理,改造人性中恶的一面,兴起人为,才生出“礼义”,制定出“法度”。圣人“生礼义”,“制法度”,是他们自身“化性而起伪”的结果,又是为了普遍地改造人的本性。而“今之人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普通群众虽不制定礼义法度,却可通过强学和思虑而知礼义、守法度,以达到化性起伪的目的。 第二是靠老师的教育。荀子认为,为了改造恶性,“必将有师法之化”,“必将求贤师而事之”,这样,“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身日进仁义且不自知也者”(《荀子·性恶》)。《儒效》篇也说:“人无师法,则隆性矣;有师法则隆积矣;而师法者,所得乎积,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独立而治。”这是说,人没有师法,本性恶的一面就会任意发展;有了师法,就会增加知识的积累。师法来自于学习的积累,不是来源于先天的本性。单靠本性不能达到改造性恶的目的。所以荀子将师法称之为“人之大宝”(《荀子·儒效》)。 第三是靠环境和习俗的熏陶。《儒效》篇说:“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又说:“习俗移志、安久移质。”认为实行风俗习惯,可以改造人的本性。风俗习惯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长久地受风俗习惯的影响就会改变人的素质。荀子指出,不同的文化环境会使人形成不同的习俗和文化特质,“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劝学》篇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作用说得更为精彩:“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蓬草之所以不扶而直,是因为长在麻中;白泥之所以变黑,是因为它放在黑土里;香草之所以君子不去接近它,普通人也不佩戴它,是因为被浸到了臭水里。所以君子无论在家,还是出游,都必须注意环境,慎重交友。所以,荀子一再感叹:“靡而已矣!靡而已矣!”(《荀子·性恶》) 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历来人们都认为在理论上存在着矛盾。人们认为,“人生来是坏蛋,这是违背事实的。假使真是那样,那么善或礼义从何而出,那就苦于解答了。要说礼义由圣人而出,那么,圣人又不是人吗?他又凭借什么呢?”“此乃荀子思想之真正纠结所在,或十分糊涂之处”。这种认识提出了“人之性恶”礼义之善从何而出的问题。从上节中可知,人们此说的大前提是错误的。荀子强调“人之性恶”,是说人性有恶的一面,并不是说人性全部是恶的。荀子认为“凡以知,人知性也”,人生而有“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圣人凭着这种知性,可以化掉其身的恶性而选择善。所以,礼义之善并不是从恶性中产生的,而是其“知有所合”的结果。一般的人虽然不能象圣人那样让“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在“化性而起伪”中达到“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的地步,从而制定出礼义法度来,但他们可以凭其“所以知”接受礼义法度,以此来改造其性恶的一面。而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就是知这种本能在“化性”中所起的不同作用造成的。由此可见,荀子的“化性而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在逻辑上并不存在矛盾,而是人们对其人性论内容有蔽于一曲的认识。(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廖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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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5-17
谓变化先天的本性,兴起后天的人为。《荀子·性恶》:“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杨倞 注:“言圣人能变化本性,而兴起矫伪也。”《宋史·蔡元定传》:“ 元定 简学者 刘砺 曰:‘化性起伪,乌得无罪!’未几,果谪 道州 。” 罗惇曧 《文学源流》:“ 宋 儒排 荀子 性恶甚力,……其教人以变化气质为先,实暗用 荀子 化性起伪之意。” 这是荀况提出的礼、法起源的一个前提。因为人性的放纵会造成不可收拾的恶果,所以必须对它进行改造,即“化性起伪”。“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圣人极其礼、法就是为了改造人类的恶性而产生的。 化性起伪:(1)是美育的功能之一。(2)荀子以“化性起伪”解释人性和文化的生成,体现了美育的功能。性是人生来就有的自然本质及其功能,伪则指在自然本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精神形态和能力。荀子认为,人性本恶,生而好利、疾恶、纵欲,需要后天文明的熏陶、感化,于是产生了礼仪、法度和艺术等。诗、书、礼、乐等化性,对人进行塑造,使人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这就是“伪”故荀子说:“化性起伪”,“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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