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宗论”的提出，是中国画学风格流变的空前总结与论述，对以后的中国画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导向作用。它是后期文人画得以兴起的重要理论支柱，又是明清以来中国画逐渐走向没落的一根导火索。因此，近代以来的美术史家对“南北宗论”的评价往往是贬过于褒。而我个人以为，“南北宗论”尽管有许多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瑕疵的存在而否定它的历史作用。明代
董其昌以来，整个画坛以南画为宗，唯“元四家”是从的风气愈演愈烈；到清代后清，干脆是“海内绘事家，不畏石谷牢笼，即为麓台械杻”（方薰《山静居论画》）。此皆非始创者之过，实乃后世子孙之无能也。
“南北宗论”的主要内容是：“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干、赵伯驹、伯骕，以至马、夏辈。南宗则
王摩诘始用渲淡，一变勾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关、郭忠恕、董、巨、米家父子，以至元之四大家，亦如
六祖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微矣。”
关于“南北宗论”，一般著述都将其列于董其昌《画旨》之中。但也有学者认为，该论最早是莫是龙提出的。根据俞剑华先生的考证，莫是龙《画说》一书“
《四库全书》中《明史�6�1艺文志》既有著录，则是书之为莫氏所著似无疑议。其与董相同一点，《四库》并未言及，则其时此编独立单行，尚未揽入董书可知。且董书名称既不一律，文字亦多寡不等，则非董氏手订，而为后人饤饾传抄，亦可断言。董氏之书
《明史》、《四库》均未著录。以董氏之大名，苟有是书，《明史》、《四库》焉有不收之理？”莫是龙的《画说》中载：“（莫是龙）又与文敏生同里闬，画法亦甚高妙，当不致抄袭，亦不能流传如此之久。颇疑文敏之书，非其自著，乃后人辑录而成，辗转传抄，遂将莫说误入。或云卿画转传抄，遂将莫说误入。或云卿画说散失，后人取文敏之说，依托为之，亦未可知。两者必居其一也。”这两种说法都有合理性。我个人认为，“南北宗论”的产生，是董其昌、莫是龙二人（可能还有陈继儒）在长期的艺术思想交流过程中形成的。“南北宗论”的作者究竟是谁？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我认为是肯定的，那就是“南北宗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传统中国画发展演化的一条基本的潜规则——隔代相承、变相古出。这也说明艺术风格的流变具有一定的循环性。在我看来，这种“循环论”是合理的，它与发展观并不冲突。宇宙间一个最简单的现象，就是地球在自转的同时，也进行着公转。因为自转，有了昼夜之更替、阴阳之互生；因为公转，有了四季之变化、生命之轮回。自转不等于原地踏步，公转也并非长生不老。自然万物在宇宙的这种不断循环中轮回着，但这并不影响新事物的不断产生与旧事物的逐渐消亡。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将中国画“南北分宗”，并使之对立统一的画学理论，无疑与中国古代朴素的
唯物辩证法思想是相协调的。老子曰：“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恒也。”这就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美丑、难易、高下、有无、刚柔、动静、巧拙、生死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一方不存在，对方也就不存在。
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对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这样一段论述：“…….与
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所持的观点是：自然界的事物和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部矛盾，因为所有这些事物和现象都有其正面和反面，都有其过去与将来，都有其衰颓着的东西和发展着的东西，而这些对立面的斗争，…..就是发展过程的实在内容，就是由量变到质变这一过程的实在内容。因此，辩证法认为，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不是表现于各现象的协调发展，而是表现于各事物和现象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表现于在这些矛盾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而“南北宗论”在客观上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通过国画“本身固有矛盾的揭露”以及“在这些矛盾基础上作用着的对立趋势的‘斗争’”，进而实现其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过程”。当然，“斗争”未必是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正面冲突。艺术界的“斗争”，应该是更加侧重于思想方面，或者说是通过对彼此存在状态的合理分析而达到自我反省的境地，从对方的成败中汲取自身发展、进化所需的“催化剂”。“南北宗论”的提出，从理论上为中国画的发展找到了一种新的动力实现了国画界中“借力打力”的可能性。
由于个人的喜好、社会地位和所处时代的不同，因此，人们对“南北宗论”的不断争论也就不可避免了。李修易在《小蓬莱阁画鉴》中写道：“近世论画，必严宗派，如黄、王、倪、吴为南宗，而于奇峰绝壑即定于北宗，不知南北宗由唐而分，亦由宋而合。如营丘、河阳诸公，岂可以南北宗限之。”（转引自俞剑华
《中国古代画论类编》）又如清代王世贞评宋荦《论画绝句》：“近世画家，事尚南宗，而置华原、营丘、洪谷、河阳诸大家，是特乐其秀润，殚其雄奇，余未敢以为定论也。”“近世论画，必严宗派”，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本无可厚非。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我们做任何事情也要把握这个“度”，否则就会如老子所言的“反者，道之动也”。如果过分地强调宗派，其结果只能是自缚手脚、毙于无形。事实上，“南北宗由唐而分，亦由宋而合”并不悖于“南北分宗论”。因为，分与合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分久必合”，不必多言。“由宋而合”，说得准确一些，应该是“由宋而合”。由此观之，营丘、河阳诸公之存在，当不足为怪。所谓“分”，并不一定，也不可能仅仅是某一历史时段的对立关系。此消彼长，同样符合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原理。总体看来，
南宋画院画风近于“北宗”，
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为其杰出代表；元代画风最具时代特色的当属
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大家，也就是陈师曾所说的“南画之大成最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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