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史记》写人的一个重要方法，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
2、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
司马迁善于使用对比衬托的方法，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有不同篇章人物之间的对比，也有正反对比。
3、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显人物特点。
描写紧张激烈的环境和场面，把人物置入尖锐的矛盾冲突之中去塑造，是司马迁写人艺术的又一特点。
扩展资料
叙事艺术
史记独特的叙事艺术，非常注重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更深层次的探究，综合前代的各种史书，成一家之言，纵向以十二本纪和十表为代表，叙写了西汉中期以前的各个历史时代，横向以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为代表，统摄各个阶层、各个民族、各个领域和行业，形成纵横交错的舒适结构。
另外，《史记》的章法、句式、用词都有很多独到之处，别出心裁，不循常规，以其新异和多变而产生独特的效果。
《项羽本纪》是《史记》中最重要、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从历史上说，具体记录了楚汉相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从文学上说，本文是中国散文中最早的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艺术杰作，文中描绘的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战争画卷，塑造的项羽经典的悲剧英雄形象，对后世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人物编排名实兼顾，以类相从。《史记》各层次人物传记的排列是以时间为序，但又兼顾各传记之间的内在联系，遵循着以类相从的原则。即：同样一件事涉及好几个人物时，在一处详叙，在别处就略而不叙，有时以“语在某某事中”标出。这不仅避免了重复，对于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也有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记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5
史记 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一座丰碑.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4.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5.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6.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一、注重语言，细节描写《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如所讲的“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用人物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司马迁提炼的，最能表现蔺相如思想境界的内在美的精粹语言，是蔺相如精神品质的升华，是他一切行为思想基础，是全篇中最关重要的一名话。司马迁为了突出这句话，先写廉颇的骄横以与蔺相如的忍让映衬。但没有交代蔺相如这么做的动机，作一跌宕，从而引出舍人的规谏，以舍人的狭窄心胸反衬蔺相如的坦荡襟怀，又作一跌宕；蔺相如的答话，先将廉颇与秦王比较，引出舍人“不若也”的回答，又一宕；接着指出连秦王都不怕，何畏廉将军？又一宕；接着分析赵国的安全系“吾两人”，不能两虎相斗，又一宕；几经腾挪跌宕，作了许多铺垫，到最紧要最醒目的地方，才点出“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这句话来，这确实是画龙点睛之笔。这个睛一“点”，蔺相如的高大形象就如同巍巍的泰山一般在读者面前耸立起来了。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里，司马迁用了许多细节语言来刻划人物，这些语言很具有个性。例如项羽见到秦始皇南巡时脱口说出：“彼可取而代也。”在刘邦道歉时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足见其粗豪率直的性格，而刘邦观秦始皇喟然太息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话说的委婉曲折，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写出他虽气象不凡，但宽宏而有大度的性格。范增在鸿门宴上召项庄舞剑刺沛公时说：“……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后来当刘邦脱逃时又说：“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表现了他老谋深算的性格。二、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特写相结合，突出人物形象。在《史记》中，司马迁刻画人物，更多的采用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写法。比如项羽杀卿子冠军宋义一节，这是发生在起义军内部的一场斗争，这场战争关系到反秦斗争的成败。宋义作为起义军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却不去救赵，理由冠冕堂皇，实际上是苟且偷安，甚至另有图谋。作为次将的项羽看穿了他的意图，当机立断，斩杀宋义，夺取军权，扭转了局势。在司马迁的笔下，项羽表现了他的卓识和果断，表现了他关怀百姓士卒的胸襟、肩负国家安危重任的志气。又有“项羽最得意之战”——巨鹿之战，项羽破釜沉舟引兵渡河， “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 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再看看诸侯军的反应，“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这一仗，写出了项羽不畏强敌的精神、无比旺盛的斗志，莫敢纵兵、人人惴恐的诸侯军，更是衬托出了他的英雄气概。司马迁对项羽有过肖像描写，与肖像描写相近的是人物的特写镜头，前者偏重于静态描写，后者则是动态的，将镜头直接对准人物，着眼于他的每一个举动，描摹人物的风姿、揭示人物的心理、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在“霸王别姬”这段文字中，听闻四面楚歌，项羽“大惊”“夜起”“饮帐中”“悲歌慷慨”“泣数行下”，美人骏马，是往昔叱咤风云的见证，也是今朝英雄末路的见证，慷慨悲歌，道尽胸中无限失意，将项羽这个末路英雄无可奈何的心情引到极致。三、运用对比映衬的方法《史记》中的《李将军列传》描写李广就是用的这种手法。司马迁为了突出李广带兵特点，就附带写了程不识带兵的作风。“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郡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从这里，我们看到李广带兵的特点是宽缓简易“行无部伍行阵”，“莫府省约文书籍事”，近乎无为而治。程不识带兵却非常严谨，“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士吏治军簿至明，乃是一丝不苟。在程不识的映衬下，红花绿叶，李广带兵的特点就格外显眼、突出。宽缓与严谨只是治军的作风不同，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皆为名将。然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从匈奴和士卒的反映中，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读者对李广的敬慕之情也不觉油然而生。在《李将军列传》中，要写李广毫不相干的程不识就是为了衬托李广。写李广的不幸遭遇，司马迁又是把李蔡与李广对比：“蔡为人在下中，名声出广下其远；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而蔡为列侯，位至三公。”李蔡是李广的从弟，才能在下品之中，以九品论人属第八等，没有什么能耐，可他青云直上，官运亨通，爵封乐安侯，官一直做到宰相。而李广为抗击匈奴，驰骋疆场四十余年，身经七十余战，立下过许多汗马功劳，连匈奴人也敬畏而称之为“汉之飞将军”。可是这样一位名将却“不得爵邑，”甚至还受到诬陷，终于被迫自刎。两相对比之下，李广的可悲命运就具体写出来了，当时用人制度，奖惩制度的不合理也深刻揭露出来了。4.在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司马迁生动具体的写出了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再现出紧张多变的场面，人物置身于其中，将各自的个性发挥到了极致。如《项羽本纪》中的“鸿门宴”，作者选择表面平静，实际杀机四伏的鸿门场面，让众多人物在明争暗斗和彼此映衬中展示出了各自鲜明的个性。刘邦的圆滑奸诈，项羽的率直寡谋，张良的深谋从容，范增的偏狭与急躁，樊哙的粗犷豪放，项伯的善良与愚昧，传神尽相，如在眼前。《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中紧张的场面与尖锐的矛盾冲突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在秦王的大殿上，面对秦王意欲毁约的状况，蔺相如随机应变、足智多谋，在面对面的斗争中计谋百出，将主动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渑池之会上，秦王借着国力强大，肆意侮辱赵王，蔺相如寸步不让，严辞厉色，为维护国家尊严，置生死于度外。面对廉颇的步步紧逼，蔺相如隐忍退让，这一点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此，司马迁在论赞中说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充分表现了蔺相如炽热的爱国情怀，不怕牺牲，甘受委屈，豁达大度，能为常人所不敢为、不愿为的品格高尚、智勇兼备的形象。5.互见法的运用。司马迁写《史记》，既要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又要保持人物性格的完整，保持历史的真实，在安排材料上他采用了“互见法”。背景事件人物基本相同，材料几乎交织在一起，司马迁按描写人物的需要，或详或略，或补或删，描写人物各具性格，记述史实则互相补足，这就是“互见法”。如《魏公子列传》，主要是表现信陵君的“仁而下士”，但信陵君并不是时时都能坚持做到这一点。魏相魏齐曾将范雎一顿暴打，后来范雎做了秦相，要报仇，魏齐无藏身之所。赵相虞卿为了救魏齐，解去相印与魏齐一起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畏惧秦国，未及时接见他们，结果魏齐“怒而自刎 ”了。如果将这件事写进《魏公子列传》里，必然会对信陵君的形象造成损害。因此，司马迁将它写进了《范雎蔡泽传》中。这样，既突出了信陵君的性格特点，又不损害人物性格的完整性，保持了历史的真实性，真正做到了“不溢美”，也“不隐恶”。6.个性化的语言，凸显人物风姿。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看到秦始皇的仪仗旌旗弊日气势威严，刘邦“喟然太息”，其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大丈夫就应该是这样的啊！”将其贪图享受的无赖相刻画的入木三分。《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在刻画刘邦这个人物形象的时候，较多的使用了语言描写的方法，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将刘邦的形象生动的展现在读者面前。《高祖本纪》中有一段写刘邦打败项羽建都雒阳之后与群臣的对话。这段话刘邦陈述了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能“与天下同利”，并且善于用人。层叠排比，滔滔而下，显出刘邦在取得胜利之后的志得意满。张良、萧何与韩信，都是杰出的人物，俱能为刘邦所用，则刘邦之才之德，更出三人之上。刘邦表面谦逊，实际上很自负。在《史记》的其他篇章里，司马迁也多次使用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将人物性格刻画的惟妙惟肖。
第2个回答 2017-08-11
论述《史记》人物传记的艺术成就：
一、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1.司马迁写人的剪裁和安排的手法。《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
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2.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
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三、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四、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五、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一、精巧的剪裁和安排。
1.司马迁写人的剪裁和安排的手法。《史记》写人是在本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主要特点，而其他的一些事件和性格特点则置入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这个方法被称为“互见法”。如《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起义、写他的知人善任，正面表现一代开国帝王的神采。
而他性格中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则在其他人物的传记中表现。“互见法”的使用，即使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鲜明突出，又揭示了人物多个侧面的性格特点，使之有血有肉，形象完整。
2.在同一篇传记中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同时写出其性格的复杂性。如《李将军列传》中选取四个战役构成全文的骨架，从不同侧面描述李广的性格和遭际，四个战役写出了李广的主要性格特征。
二、人物之间的对比衬托。如《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中，年轻气盛、好勇斗狠的项羽，与世故老成的刘邦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待同样的事情，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不相同：两个人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的率直卤莽，刘邦的持重刻深，宛然可见。
三、在特定的环境和场面中凸现人物特点。如《项羽本纪》的“鸿门宴”中项羽的优柔寡断，范增的阴鸷远见，刘邦的智诈狡猾，都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的表现。
四、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如《李将军列传》中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史记》中也有以简单的心理描写来揭示人物性格特征之处它通过人物独白、语言或是由作者直接揭露出人物的内心世界。
五、以个性化的语言表现人物性格。如“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可以想见项羽的强悍卤直：“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猾。
第3个回答 2013-01-21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第4个回答 2015-09-26
,史记 人物塑造方面的艺术成就，无论是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一座丰碑。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此前的中国史学,《尚书》是纪言体,《春秋》是纪事体，《左传》是编年体，《国语》和《战国策》是国别体。《史记》之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就成为了我国的主流和正宗。这不能不归功于《史记》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方面,《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千百年来让人荡气回肠，难以忘怀。日本近代学者斋腾正说:“读一部《史记》，如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这决不是溢美之词。后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也无法超越《史记》这座高峰。《史记》的艺术成就,诚如鲁迅先生所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在史学方面，它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此前的中国史学,《尚书》是纪言体,《春秋》是纪事体，《左传》是编年体，《国语》和《战国策》是国别体。《史记》之后,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就成为了我国的主流和正宗。这不能不归功于《史记》人物塑造的艺术成就。
在文学史方面,《史记》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具有诗的意蕴和魅力。它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形象生动,千百年来让人荡气回肠，难以忘怀。日本近代学者斋腾正说:“读一部《史记》，如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这决不是溢美之词。后代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也无法超越《史记》这座高峰。《史记》的艺术成就,诚如鲁迅先生所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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