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有四大古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学术界也有人把七个古代文明、即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密诺斯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哈拉巴文明，称作现代文明的“母文明”。无论是四大古文明，还是七个“母文明”，唯有中国文明历经四、五千年，持续至今，未见中断。中国文化这种无与伦比的延续力是综合原因造成的。
第一，自然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世代生活的东亚大陆，远离其他文明中心，周边又有天然屏障的阻隔——东濒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北临茫茫戈壁和浩瀚无际的原始针叶林，西方面对着万里黄沙与高山雪峰，西南则耸立着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中国版图的周边是古人难以跨越的障碍，而内部却有相当开阔的回旋余地。这种地理环境可以用 “大而封闭”来概括。“封闭”使中国人不容易走出去，“大”又使中国人不必走出去。中国人不容易走出去，自然意味着外面的人、外面的文化也不容易走进来。埃及、
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亚述、希腊、罗马等东地中海文明之间，以及它们与南亚诸文明之间，自文化的发生时期就多有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并无严格的疆界。然而，中国文化的发生，大体是在与东亚文明圈以外诸文化相隔离的条件下独自完成的，因而中华民族是一个颇具原初性的民族，其文化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和自主性，与东地中海文化和南亚文化大相径庭。截至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文化始终未有经受过外来文化的根本性挑战。于是，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始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内自顾自地发展着，使中国文化比较完整地保留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获得了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第二，经济因素。中国文化的诞生地——东亚大陆属温带和亚热带气候区，只有南北两端小面积地域属热带和亚寒带，绝大多数地段都适宜农业生产。华人先民从六、七千年前，就逐渐超越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进入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定耕农业时代。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小农经济创造了一个比较可靠的前提条件，再加上我国的小农经济是以个体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血缘亲属关系为纽带，实行男耕女织自然分工的生产单位，把物质生活资料再生产和人口的再生产紧密结合起来。这种经济结构本身是十分牢固的，自给自足的能力很强。虽然它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低下，时有流离失所的忧患，但重整家园的难度也不大。于是中国的小农经济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并成为封建制度长期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连续性的牢固的物质基础。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心里，始终深蕴着执着的本位文化精神。他们时时以冷竣的态度迎候外域文化的纷至沓来，在心灵深处却抱定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信念和只要“以我化人”，不要“以人化我”的心态。这就决定了华夏民族虽然也曾在历史上接纳外来文化，却未能造成文化的双向性优化整合，没有形成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工商业文化相互激荡而成的新结构文化。这样，
汉民族固有的农耕文化难以发生质的飞跃，不过是在补充若干异质文化因素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完备而已。
第三，社会政治因素。在西方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氏族制度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以地域为特征的个体经济，家庭及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有较多的政治民主权利，国家与家庭各行其是，长期处于纷争局面，使原有文化难以传承。与此不同的是，我国进入文明社会后，氏族制度非但没有被清算，其残余反而被长期保留，氏族演变成宗法制宗族。在宗法系统里，男性家长是一家之主，族长是一族之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极其牢固的社会基层单位。这一种组织以及它的核心精神在社会上扩展开来，就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国家政权组织，此时，“君为臣纲”就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准则。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把人们牢牢地粘合为一体。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在家要做孝子，在国必做忠臣，忠君就是爱国，这是长期维系我国古代社会政治伦理的根本原则。在宗法精神统摄下的中国封建制度，是一个有较大弹性和再生能力的机体。由于宗法关系给阶级关系罩上了温情的面纱，使封建制度的某些阶段，阶级对立并不十分尖锐，而且，封建制度有比较完备的调节机制，统治阶级往往通过实施“仁政”，推行“让步政策”使社会危机得以缓和、破败的经济得以恢复。
总之，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系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绵性提供了牢固的社会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