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11-12-11
辛亥革命刚刚过去一百年，其历史意义我们并不太容易看得清，尤其是这场革命直接后果还在今天继续发酵的情形下，我们能够概括出的主题似乎就是革命、共和，我们能说的意义，也就是终结了清朝，终结了帝制，各方势力知进退知妥协，有坚持有让步，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和持续性的动荡。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值得张扬，值得肯定。
如同中国历代王朝结束时的大部分情形一样，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并不意味着清朝末年就是那样的不堪，真的是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其实真实的情形或许相反，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辛亥革命之所以走到那一步，既基于一系列突发事件，又有其必然的历史关联，既是清廷的宿命，又是历史的必然。
新军是大清国的柱石，是清廷过去十几年投入巨大创建的一支新型军队，只是这支军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始终没有完成职业化转型，始终对于国内政治怀有浓厚情结。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湖北新军发难，湖北军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对朝廷施加压力，但并不一定要革命，并非执意推翻朝廷。假如清廷对湖北新军的政治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大约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可能，清廷或许应该很容易地将那些官兵劝回军营。无奈，清廷依然没有清楚自己的处境，依然被自己的强大所迷惑，依然相信武力，相信镇压。然而，各省新军对于清廷的自信并不认同，他们不是响应清廷的号召给予配合，而是响应了湖北军政府的号召，相继宣布光复，宣布独立，宣布脱离清廷。更可怕的是，拱卫京师的新军第二十镇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领导下发动滦州兵谏，要求清廷即刻下诏罪己，重回君主立宪正确轨道，尽快召集正式国会，改定宪法，组织责任内阁，皇族不得干预政务，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
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提供的脚本进行的，但是到了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廷阵前换将，起用先前被废弃的汉人高官袁世凯取代满洲贵族出身的陆军大臣荫昌，全权负责处理武昌起义的善后之后，南北对峙迅速由孙中山所说的满汉冲突转变为汉人之间的对决，孙中山十多年一直倡导的民族革命立马失去合法性、正当性。
革命党人要北伐当然也没有那么简单，问题是如果清廷一直僵持，一直不答应南方的要求，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一场混乱，或者如法国大革命那样一场持续数年的政治复仇血腥屠杀，也未必不会出现，于是中国人的政治智慧面临着一场空前的考验。
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简单的中国人的中国，外国资本经过甲午战后持续进入，已经在中国经济构成中占据相当份额，持续的政治动荡不仅不合乎中国人的利益，也不合乎列强的要求，国际国内都希望南北中国人能够各让一步，达成妥协，重建秩序与和平。于是，经过漫长的南北和谈，应该说南北双方都有让步。清廷牺牲了自己的江山，以一种谁也没有想到的方式实现了晚清政治领导人一直念念不忘的“万世一系，皇权永固”。假如不发生后来的帝制复辟，满洲人的小朝廷依然可以在紫禁城里称孤道寡，那也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南方革命党人也有让步和牺牲。在新军将领要求下，南方革命党人没有坚持过去多年所说的“驱逐鞑虏”的政治立场，而以比较妥协比较柔性的立场尊重大清国的历史，尊重一个王朝为国家为未来作出的牺牲，在商榷清帝退位条件和文件时，尽量关照清廷统治者的感受和尊严，没有得寸进尺步步紧逼，更没有进行清算，或宜将剩勇追穷寇。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多赢，大家都没有输。这些启迪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被淹没了掩盖了。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参加者，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为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