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与“被看”既是鲁迅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场面，也是他的小说人物关系的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对于围观场面的直接描写，在《药》、《
阿Q正传》、
《示众》等小说中都出现过。在《祝福》、
《孔乙己》等小说里，“看”与“被看”更多地表现为人物之间的一种深层关系，某人由于特殊的原因，例如其悲惨遭遇、特殊性格等而成为被观众看的对象。中国人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都当作戏来看。看戏和演戏，即“看别人”和“被别人看”，就成了中国人长期的一种生存方式。而这种生存方式反映了看客们集体无意识的国民劣根性。
无意识的理论是
佛洛依德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部分。依据这种观点，佛洛依德认为，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潜意识也称为“无意识”。无意识则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以及出生后和本能有关的欲望。它们处于最深处、最底层，但是它们并不会被消灭，而是在不自觉地活动着，以求满足。有人形容道：在佛洛依德看来，人的潜意识就像一个有原始冲动、各种本能以及被压抑欲望所组成的过去经验的“大仓库”。
意识和无意识相比，意识部分小而不重要，只代表人格的外表方面；无意识部分大而重要，隐藏着种种力量，这些力量乃是在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力。由于无意识是一个具有其自身愿望冲动、表现方法和特有机制的特殊精神领域，它比有意识的心理过程更为深沉、更为复杂。佛洛依德是一个“绝对决定论”者，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及任何心理现象都离不开因果链条，最终都是由深埋在无意识中的人的真实的动机及目的所决定的，对人的行为及心理均可由此加以解释。
鲁迅作品在创作期间，是否接受到佛洛依德的学说呢？鲁迅在《故事新编.序言》中谈到关于
《不周山》（《补天》）创作时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佛洛依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1）不过这已经是一九二二年的事了。佛洛依德对于鲁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还可往前追溯。从史料上看，鲁迅在《阿Q正传》的创作过程中，就零星地吸收了有关“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取得”性欲的冲动学说。统观鲁迅全集，有十多次提及佛洛依德这位学者的名字。鲁迅在一九二一年对厨川白村《沉默的塔》的翻译，更能说明鲁迅对
佛洛伊德的思想是了解的。
“看”与“被看”这一艺术群体形象是鲁迅个人经历对现实生活和民族积习的折射。这一意识，应该发端于早年仙台那个著名的“幻灯事件”。民族的忧患与个人责任感的强烈碰撞使他毅然弃医从文，去探索国民劣根性的灵魂，而这些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便是鲁迅先生笔伐的对象，同时也成了鲁迅先生在不同创作时期不同题材的小说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示众》中的句子：“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秃头站在白背心的略略正对面，弯了腰，去研究背心上的文字，终于读起来：'嗡、都、哼、八、而... ...'胖汉子却看见那白背心正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他也便跟着去研究，就只见满头光油油的，耳朵左近还有一片灰白色的头发，此外也不见得有怎样新奇。”“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流下来。”（2）大热的天，十几个无所事事的人们在看犯人，里三层外三层的。秃头看不见烦人就看白背心上的文字，竟又读不成句子。白背心却又在“研究着这发亮的秃头”。每个人在看的时候又被别人看，被犯人看，被别的看客看。在这里，“看”与“被看”构成了一组生活场景或曰生存方式。而这现象背后都隐含着鲁迅对人类生存价值的思考，特别是对现代中国人生存困境的独特发现与理性认识。中国人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生活的悲苦、人生的不幸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理上积淀而成的心理定势就是去发现和赏鉴别人更大的悲苦和不幸。这便是一种生存的集体无意识。在这一点上，鲁迅的发现和揭示是独到的。
对于这种“看”与“被看”的关系中蕴涵的深层意义，鲁迅自己曾有过论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们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把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有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里所出现的“看”与“被看”的关系本身还具有一种功能，即通过展示对罪行的暴力性惩罚，在围观者心中激起恐惧的情绪，以此来将某种观念和秩序强加在观看者的心中，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稳定性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观察本身承载了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看”的一方已经在自觉不自觉间置身于迫害被看者的社会力量的威慑下，并于这种社会秩序形成了某种同谋关系，因此，这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具有一种暴力性。
在鲁迅的小说《示众》中，这种“看”与“被看”被作了集中的描写。叙述的焦点集中到示众的场面本身，被示众者所犯何罪、围观者的观看行为及围观场面本身。而小说的题目也显然具有双重的含义：一方面，“示众”的关系在小说中围观者和被示众者之间形成；另一方面，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包括围观者在内均是读者观看的中心，文本与读者之间形成了“示众”的关系。读者在叙述视点的引导下跟随着叙述者看客间的穿行而高速移动的同时，自己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观看”这一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成了“看客”。在这里，“示众”的字面意义既可以指对犯人的叙述刻画，也可以指小说本身的再现行为，它将庸众置于读者的目光之下。这篇小说向我们表明：“看”与“被看”这一关系模式不仅可以存在于文本内部，也可以从文本内部向外部延伸，从而又可能造成这样一种困境：作家原本希望通过展示血淋淋的社会暴力来谴责社会残暴，但对于事实的如实、精确的描写或描述，反而使“观察的暴力”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形成，文本中的压迫关系被复制到了文本之外。
对于这种“观察的暴力”的消解，就成为作家的当务之急。在鲁迅的小说里，这种消解是通过叙述者来实现的。根据叙述者相对于故事的位置或叙述方式，以及叙述者是否参与故事的程度，可以区分为故事外叙述（非人物叙述者）和故事内叙述（人物叙述者）；根据叙述者可感知的程度可以区分为外显的叙述者和内隐的叙述者。
在叙述这一层次上，叙述者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成分。因为正是叙述者的身份，及其在叙述文本中所表达的方式与参与的过程，决定了叙述文本的基本特征。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讲述者，也就是体现在文本中的所谓“声音”。叙述者并不是在构成叙事作品的语言表达其自身的个人，而属于一种功能。在“看”与“被看”中的暴力因素，同时，这种消解的努力也反映出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的文化反思。
《阿Q正传》中的叙述者从总体来看是一个处于他所讲述的故事之外的叙述者。虽然在开头谈到阿Q的姓名、籍贯等问题时，文中出现了似乎是叙述者的自我指称的“我”的字样，如：“先前，我也曾问过赵太爷的儿子茂才先生，谁料博雅如此公竟也茫然。”从形式上来说，这里的“我”似乎是一个参与到情节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因为他曾与故事中的人物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产生了直接的交流。但是，这种关系只是一种表面的关系，通过下文的叙述，我们知道叙述者并没有参与到他所讲述的故事中去，对故事中的人物也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这一叙述者实际上仍然属于故事外叙述者，他一全知视角审视人物的言行举止、思想意识等。这一故事外的叙述者以犀利的目光穿透了主人公阿Q和周围人们的灵魂，深刻地剖析出他们性格深处种种可笑、可怜、可恨之处。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这一叙述者在“序”中就以对阿Q的某些基本信息的不知情而与他的主人公拉开了距离，此后，在他的叙述中，他并没有过多地从感情上卷入他的人物。这一叙述者虽然能够深入人物的内心，但在叙述文本中，他大多数时候都是以间接的方式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即使在对阿Q的心理活动作出描写时，也大多采用间接话语的形式，如：“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在阿Q的记忆上，这大约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的乏，他是永远得意的”，可以说，叙述者与人物之间是拉开距离的。
此外，叙述者也很少在叙述文本中显露自己，他只对故事进行叙述，很少对事件与人物进行干预，加以评论，我们只能从文本中叙述者的话语倾向上，感觉到叙述者的某些态度。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一叙述者是隐而不现的，是一个内隐的叙述者。这一故事外的、内隐的叙述者，冷静剖析了人物灵魂、客观揭示了人物的荒诞处境，从而使叙述的形式与叙述内容达到了一致。但是，在小说的最后一段，阿Q被绑赴刑场杀头，并在游街示众时成为被众人观看的对象时，叙述者发生了变化。
《阿Q正传》最后一段的描写是对盛大的“示众”场面的精妙演绎，通过这种暴力色彩浓重的仪式，社会秩序以一种血淋淋的暴力的形式被传达到人们心里。与《示众》不同的是，它是从牺牲者的角度来描写主人公的受刑场面。阿Q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并没有清醒的认识，甚至还一心想满足观众们的期待，将自己的死亡演绎成一种荣耀。然而阿Q在临死前一刻，叙述突然出现了一个中断——在阿Q感到自己被由众多的目光汇合成的那只可怕的独眼吞噬的时候，心理的描写突然被一声“救命”的呼喊打断了，这呼救声是阿Q发出的吗？但下文告诉我们：“然而阿Q并没有说”，那么，是谁喊出的“救命”呢？
呼救可以代表阿Q对自己牺牲迟到的发现，可以解释为此前一以贯之的全知叙述者对阿Q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但是，考虑到小说中内心独白在总体上十分稀少，并且这一声“救命”是通过直接引语的方式喊出来的，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另一种阐释：这声突然而剧烈的呼救是叙述者试图消弭此前存在于他和人物之间的距离的努力。在这短暂的一刻，叙述者作为故事之外冷静客观讲述者的角色被暂时悬置，他挺身而出，帮助阿Q大声呼救。阿Q不能获得呼救中的觉悟，所以叙述者对阿Q的同情，又是一种自我确认的文本姿态。叙述者所想做的不仅是远距离地冷静深刻地剖析人物的灵魂，而且还要近距离地为处于社会暴力之下的人物呐喊，努力消解在“看”与“被看”中承载的血淋淋的暴力因素。它同时也表明叙述不仅要让个体摆脱文化上的匿名状态，而且还要维护自己独立的批判立场。
这一叙述距离的突变延伸出的是作者对知识分子文化身份的反省：作为社会残暴的记录者和表达者，他们在这种记录和表达中是否还应该维护自己独立批判的立场，避免在这种记录和表达中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社会残暴。于是，在另一类型的“看”与“被看”中，叙述者与“被看”的受害者正面相对了。
小说《祝福》中的叙述者“我”不仅是祥林嫂悲惨生活的见证人，而且也是事件的参与者，在叙述中，他不时直接发表自己的感想、评论等。这是一个故事内的、外显的叙述者。在《祝福》中同样出现了“看”与“被看”的关系模式，祥林嫂因为其悲惨的遭遇成为鲁镇人们观看、赏玩的对象，“看”她的人里面就包括故事内的叙述者“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对于祥林嫂所遭受的苦难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疏离感，叙述者“我”对祥林嫂显示过的同情，以及那不愿“增添末路人的苦恼”的希望，与事后舒畅、解脱的心情相比较，显得暗淡无光。作为一个受过新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我”身上并没有显现出作为一个思想启蒙者所应该体现出来的强烈的道德意识。相反，“我”不仅记录了“观察的暴力”（鲁镇人对于祥林嫂的态度、鲁老爷和太太对祥林嫂的排斥、柳妈对她的恐吓等），同时精神上的无力和道德上的怯懦使“我”同时也成为了“观察的暴力”的一部分。祥林嫂对“我”的诘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4)使“我”不知所措，只得以含糊的回答敷衍了事，这种诘问和逃避正是“我”软弱的道德意识的体现。在这里，叙述者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制造残暴的社会秩序和文化传统的参与者。小说的结尾，“我”感到的是一种与小说中的苦难想悖的解脱感。小说的道德观念只是通过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张力才得以显示出来。这里的叙述者实际上揭示了知识分子这样一种处境：他们因为了解传统社会的真相而与传统拉开距离，但他们又继续间接地享受着它带给精英阶层的实惠。借助文字和只是，知识分子们能够表述其他阶层的生活，由此为社会整体提供意义。但是，叙述者和他的阶层没有能够完成这种任务，他们虽然没有主动作恶，但在道德上，他们并不是无可指摘的，因为他们不动声色的观察本身就构成了对社会残暴的屈从，通过叙述间接地参与进了制造残暴的社会秩序。他们在道德上假想的优越性是不存在的。
《故事新编》中的《铸剑》在小说的结尾，鲁迅不动声色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此后是王后和许多王妃的车。百姓看她们，她们也看百姓，但哭着。此后是大臣，太监，侏儒等辈，都装着哀戚的颜色。只是百姓已经不看她们，连行列也挤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了”。这段话写得很冷静，但我们仔细的体味，就不难发现看与被看的关系。百姓看她们，是把她们当成王后和王妃吗？不是，百姓是把她们当成女人，是在看女人，是男人看女人；她们看百姓，是女人看男人。就这样，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全民族从上到下，都演起戏来了。这个时候，复仇者和被复仇者，连同复仇本身也就同时被遗忘和遗弃。这样，小说就到了头了，前面所写的所有的复仇的神圣、崇高和诗意，都被消解为无，真正是“连血痕也被舔净”。只有“看客”仍然占据着画面：在中国，他们是唯一的、永远的胜利者。
鲁迅的其他作品大多采用了这个“示众”的模式。《祝福》中的祥林嫂是“被看”，乡村里的人是“看客”；《阿Q正传》里的阿Q既是“看客”也是“被看”之人等等。而鲁迅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大概就是他采用了这样的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特殊模式。鲁迅希望人们在读他的小说的时候得到一种警醒，一种反思，一种启示。鲁迅深刻地感到改造国民性的迫切感，他希望通过他的笔唤醒那些麻木而善良的灵魂，希望他们和他一起并肩作战，一起努力，为推翻吃人的社会而斗争。
综上，“看”与“被看”中体现的暴力和权力关系使“看”这一行为本身承载了“观察的暴力”。鲁迅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叙述者来消解这种暴力。这种干扰指向的是对知识分子独立批判立场的维护和对他们文化身份的道德怀疑。同时，这种消解的努力还指向更深的层面，即鲁迅对于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关系的思考，以及对于知识分子是否有足够的力量完成思想启蒙的反思。
注释：（1）鲁迅《不周山》（《补天》）选自《故事新编.序言》2006年版
（2）鲁迅《示众》选自《彷徨》2006年版
（3）鲁迅《阿Q正传》选自《呐喊》2006年版
（4）鲁迅《祝福》选自《彷徨》2006年版
（5）鲁迅《铸剑》选自《故事新编》2006年版
参考文献：（1）鲁迅《鲁迅选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
（2）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3）阎晶明《鲁迅的文化视野》昆仑出版社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