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民谣就是用校园里发生的事情来创作的歌曲 .
狭义的定义就是为青春留下一个记忆，留下一份纪念。因为每个人都有过校园生活，这也是创作校园民谣的初衷。
1 七十年代：校园民谣 经典歌曲：《兰花草》《乡愁》《归人沙城》《拜访春天》《庙会》《雨中即景》《橄榄树》
代表人物：施孝荣 王梦麟 齐豫 刘文正
在七十年代，校园歌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由于政治上和社会的原因，它首先在我国的最南部的宝岛台湾，开始了悄悄的萌芽，它这个时候有了一个比较通俗话的“小名”--校园民谣。
"民谣"的意义在这里被泛化了，传统意义上的台湾民谣渊源应该是属于当地土著居民的台语山歌的，当然大陆东南沿海赴台的先民们带去的民歌也是重要的一支。正是这些因素的辗转和融和，孕育了纯真质朴的本土歌谣，比如曾广为流传的《思想起》、《高山青》，虽然刘雪庵、贺绿汀、陈蝶衣这些我们熟悉的名字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已显年代久远，但《秋水伊人》、《香格里拉》等民歌经典却仍然在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让人回味。
民谣本土文化：刻不容缓
民谣转向校园还是有一番曲折的。台湾特殊的环境是人所共知的，首先曾经被日本侵占过，受日本文化影响，它的低吟浅唱风格与日本音乐有着一定的“干系”。其次又由于深受美国的庇护，美国文化印记较深。再加之旧上海泊去的“十里洋场梦曲”可以说是泥沙俱下，层次各异，音乐的糅合很复杂，
这种欧美音乐的狂潮达到了一个极至--崇洋媚外现象和流行的靡靡之音盛行--一个逆反的结果应运而生：强调自我的表达理念反而深入人心，后者直接促使了校园民谣的诞生。
毕竟，本土文化的觉醒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境地了。
1975年6月6日，以余光中、徐志摩等诗人的诗为歌，杨弦与胡德夫在台北中山纪念堂举行"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成为校园民歌运动开始的标志性事件；而这次演唱会所推出的9首歌曲均被收录进杨弦于同年出版的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中，这张专辑也标志着民歌运动的正式开端，民歌时代由此正式开始。
1976年12月3日，归台的青年画家李双泽在淡江大学举行的西洋民歌演唱会上，向在场观众大声质问："为什么唱的都是西洋作品？我们自己的作品在哪里？"他向观众席投掷可乐瓶，并激愤地大喊"唱自己的歌"。台下的大学生立刻呐喊，赞同的声音喊成一片。这就是校园民歌史上著名的淡江事件，李双泽代表所有热爱音乐并且极富社会责任感的年轻人，喊出了台湾流行音乐史上最为有力的声音。
音乐的变革首先从校园了开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校园里的歌曲才带动了台湾音乐发展。运动初期的作品首先是向名人“借刀”的：有新文学史上的巨匠胡适、徐志摩，也有正当其时的名家余光中、郑愁予等，在音乐上打破了以往旧上海和传统台湾歌谣的限制，突出作品简单平实、琅琅上口的曲风，还借鉴了大量西洋乐器，融会贯通，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台湾国语民谣形式，唱自己的歌。开始风雅一时。
这首《兰花草》的歌词源自胡适的诗作《希望》。这首早年曾流传北大的诗歌，随着胡适先生的暮年也漂泊到了台湾，它那偏重小女生的单纯语气，凭着它的清新和诗意，更带着几分童趣与童贞，很快被流传开来。
君子爱与兰花为伍，不知道的人很难把它和一个男人联系起来。胡老先生那淡淡的赤子情怀，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浓浓的思乡情。
这也是为什么，听刘文正这样的声音唱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一点也不觉得太奶油，因为你可以感觉到他在演绎真诚。
除了胡适，台湾诗人余光中是民歌运动中的另一个文学大腕。1974年，余光中应香港中文大学之聘，出任中文系教授。在香港的十年间，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安稳、最舒服、最愉快的日子。也是余光中在散文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时期，他自己戏谑为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
《乡愁》余光中词杨弦曲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乡愁》
余光中说：我的乡愁，不是同乡会式的，不是关乎某省、某县、某村。因为乡愁可以升华或者普遍化成为整个民族的感情寄托。所以这样说来，乡愁就不完全寄托在地理上的某一点，它不仅仅是地理的，也可能是历史的，可以说历史的乡愁，文化的乡愁。如果乡愁只有纯粹的距离而没有沧桑，这种乡愁是单薄的。
这首写于1972年的《乡愁》传遍大江南北。《乡愁》是台湾同胞、更是全体中国人民共有的思乡曲，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成为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的滥觞，也广为祖国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
2 七十年代：校园民谣 民歌金韵奖应运而生
随后，台湾歌手杨弦将余光中的《乡愁》、《乡愁四韵》、《民歌》等8首诗谱曲传唱，成为风靡一时的校园歌曲的滥觞，也为祖国大陆同胞所喜爱。余光中承认，他的诗歌在赴美期间受到了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的影响，比较注意节奏，因此也容易被作曲家看中谱曲。
由于许多的学子纷纷投入了民歌的词曲创作，民歌金韵奖则应用而生。从1976年起，台湾新格唱片公司连续四年举办了"金韵奖"民歌比赛，真正使得民歌开始转向校园传唱,直至风行。当时，金韵奖的规定是“高中以上在学青年”方能参加，参赛曲目全部要求原创，提倡清纯质朴的风格，它真正使得民歌广为传唱的，深入校园。又以校园为依托反过来又使民谣得以风行，同时，大批有才华的校园歌手脱颖而出，加入到民歌创作的队伍中。所以尽管大部分歌曲中唱的是具有乡村风格的民歌，但人们却将这些歌曲称为台湾校园歌曲。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成为七十年代末台湾校园生活的一大特色。
在民歌鼎盛时期，有不少大红大紫的作品，相信许多人到现在还是耳熟能详，施孝荣的《归人沙城》、《拜访春天》，王梦麟《庙会》、《雨中即景》，齐豫《橄榄树》等等。
进入七十年代后，校园民谣成了这样一种音乐现象：它首先被那些对音乐有着执着追求的校园歌手们所吟唱、使之流行于中国大陆的各个高等学校，然后因为一个成功的商业运作迅速风靡了整个社会并产生了极大反响。校园民谣，它记录了一个时代、一种学校的文化氛围、一代莘莘学子的梦想与追求和对易逝的青春岁月的怀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音乐整个是简朴的民谣风格，与美国流行音乐和早期迪斯科极为类似，他们的内容“是以贴近生活”为特色的。
这个时期的大陆，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只有少儿校园歌曲是一枝独秀。
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梁茂春说：“‘文革’当中的儿童歌曲受到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就是整个被政治化了，儿童歌曲也同样是高的、快的、响的、喊叫的表现一种特殊的情绪。但是有些作曲家在这样的条件下写出了一些比较好的儿童歌曲，比如说《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歌曲，同样是歌颂领袖歌颂共产党，但是在形象上比较生动、比较活泼，能够反映儿童的特点。这大概是‘文革’期间最有代表性的儿童歌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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