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流行音乐史的我心依旧

如题所述

5年。1800多个日子。我痛并快乐着。
这一切,全因为一段抹杀、篡改不了的集体回忆。
这一切,全因为《广东流行音乐史》的艰难跋涉。
八载心愿,五年寒窗,一朝付梓。
如今,梦竟成真,我如释重负,同时也感慨万千。

20世纪90年代初,我由一位业余作者成为专业的编辑、记者,采写了大量文化、娱乐、音乐方面的稿件。进入新世纪,由于工作环境的转换,我虽然用不着像以往那样过着冲锋陷阵的采写生活,但依然与文字打着交道。闲来我便加入了著书立说的行列,几年间,也出版过一些无关痛痒的书籍。在这两三年间,我把我这些年有关流行音乐的稿件整理了一番,打算弄些《广东流行乐坛风云录》或《广东音乐人》或《广东歌手写实》之类的集子,虽然在与一些出版社的接触中有点儿眉目,但仍不很成熟。
2003年10月15日,于我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是航天英雄杨利伟乘神舟五号遨游太空的日子。
这一天,也是我铁定要为《广东流行音乐史》著书立说的日子。
前一天——10月14日,是广州解放纪念日,也是一位影视界友人的生日,友人少不免“晚饭卡拉OK直落”。第二天下午,我们相约在广州天河大厦的咖啡厅继续茶聚,听其大计。其间,我忽闻得几个颇为熟悉的声音,原来是广东省流行音乐学会的负责人陈小奇、陈洁明、李广平和李小兵在开小会,相讨大计。
这几位仁兄颇为关心我的近况,李广平先生还谈到在购书中心看到我写的几本书籍。他们同时谈及学会急需编辑出版有关广东流行音乐方面的书籍,因为一直没有对广东流行音乐进行系统的总结。于是,我自告奋勇,请缨撰写《广东流行音乐史》,而李广平先生则负责《广东流行音乐作品300首》之类的书籍。当下,我们五人便相议了一下《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大概内容,并对广东流行音乐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初步的划分。
当时,学会方面的要求是20天拿出初稿,但由于这事实是前无古人的事情,毫无现成可言,难度初现,结果,我在半个月后才列出书稿的提纲,当时,大伙儿对这个提纲没有提出异议。于是,我便开始采访、收集及整理资料,投入写作。

2004年1月初,在广东省委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学会的负责人谈到了《广东流行音乐史》及《广东流行音乐作品300首》的写作问题,这事也就这样公诸于众。
起初,我以为这本史稿三五个月就能“搞惦”,无耐广东流行音乐史的研究一直是空白,可以利用的资料实在是凤毛麟角。采访,跑图书馆查资料,由于资料贫乏,加上公务及私务缠身,史稿的写作都只能是打打停停。
我请缨写作《广东流行音乐史》,缘于我与流行音乐有着难分难解的情结,但这着实是一桩苦差事。夜深人静的时候,每当看着那些熟悉的文字时,我总会想起了与流行音乐有关我的前尘往事。
因为流行音乐,我成了各地电台主持人口中的“羊城名记”、成了各地同行眼中的“一线记者”、成了各地歌手心中的“大腕”。
因为流行音乐,我有几回几乎成为“被告”……
这些年间,我与不少广东歌手成了好朋友。我还是业余作者的时候,便成为追踪采访了日后成为国际巨星的朱哲琴的第一人。我先后在《羊城晚报》、《南风》文艺报、《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周报》和《舞台与银幕》追踪报道了朱哲琴的成长历程。有一次,我所在的单位搞联欢活动,便把把朱哲琴拉来义演,结果,由于音响及伴奏带出了问题,竟让她在演唱《微笑在广州》时出了洋相,最后以清唱完场。此事令我一直内疚了许多年。
我与不少广东歌手建立了友谊,他们每有猛料,总会第一时间和我通风报信,不少“独家报道”都是这样得来的。好几回,报纸出街的时候,就有记者打来电话:“为什么这事就你知道?”
我与不少广东音乐人成了好朋友。那时候,我与一些音乐人和歌手有了较多的接触,从中获得一手材料。而我那“颠倒黑白”的“夜猫子”生活,也是那时候开始的。我忘不了当年到上海采访东方风云榜年度颁奖的时候,由于我是从杭州参加“杭州公约”辗转自费到上海采访,主办单位没有安排住宿,于是,广东音乐人李海鹰好说歹说把他的床让给我睡,而他却坚持打地铺睡在硬地板上。此事让我一直感动了许多年。
我与不少广东的记者成了好朋友。我忘不了当年我和纽海津、陈丹苗、龚丹枫四人“同居”的情景。当时,我们集体自费到杭州参加“杭州公约”会议后,辗转到上海采访“东方风云榜”年度颁奖,在绍兴,为了省钱,我们四人同居一室,席地而睡。此事让我们多年后仍不能忘怀。
我忘不了有几回我几乎成为被告的情景。当年,我是最早写广东歌手毛宁、周艳泓、林依轮、高林生等人跳槽的。某一天,某唱片公司老总打来电话,劈头一句就说:“伍福生,我要告你!你为什么要写我们的几个歌手跳槽?”又有一天,另一家影音公司的老总把我们的两位女编辑找去臭骂了一通,什么难听的骂句都用上了,原因是我接连写了他们公司的几位歌手跳槽。后来,我才知道此事,我为两位女儿家因我而成为受辱的替罪羔羊而难过了好一段日子。
我忘不了当年因为接连推介“西域刀郎”而被偏激的反对者在网络上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悲愤落泪的情景。这时候,我本应和同事到美丽的越南湄公河去旅游,但我却推却旅游,全力推介“西域刀郎”。结果,招来谩骂……
我也忘不了当年因为接连推介《老鼠爱大米》而被偏激的反对者在网络上把我与杨臣刚骂作“蛇鼠一窝”的情景。“老鼠爱大米”在正式出道仅仅3个月,就代表广东歌手十年之后重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于我而言,就是最大的安慰。
以上种种,确确实实是五年如一日自甘寂寞完成《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动力。
我心里明白,广东流行音乐史代表着几代广东音乐人、广东歌手及广东传媒人的共同努力。而完成一部《广东流行音乐史》,相信也是他们的共同愿望。
2005年1月初,我仅用了8个半天的时便写出了专著《杨臣刚<老鼠爱大米>纪实》,交由广州出版社出版,《广州日报》随后作了连载。写这类书稿,倒是不费吹灰之力。相比之下,《杨臣刚<老鼠爱大米>纪实》就像是美式快餐,而《广东流行音乐史》则是地地道道的满汉全席,来不得半点马虎。
5月下旬,我终于交出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初稿,但当中的结构都是以纪事为主,书中有不少章节,都是我当年采访报道的第一手材料。可能是由于并不太严谨的原因,未获通过,可以说是推倒重来。于是,陈小奇、陈洁明、李广平和李小兵几位仁兄又合议制定了一份可操作性较强的提纲,明确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方向,这样,写作难度进一步加强,陈洁明先生打趣地说:“这当中的每一条题目,就像每一篇论文。”
此时,离9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音乐家协会流行音乐学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大伙儿希望我能赶一赶。而在此之前,也有广州的高等音乐学府希望能把《广东流行音乐史》作为社会音乐系的教材,但结果,我接连错过了两次出版的机会。
此后两年间,大伙儿一直都以为我放弃不写了,但我清楚地记得,我回复的信息是:“永不放弃!”
如是者,两年又过去了,2007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我在广州购书中心遇上了陈洁明先生,他向我谈起了广东流行乐坛三十周年庆典的活动安排情况,并希望我再利用五一黄金周的时间再赶一赶,结果,到6月16日活动举行的那天中午,我仅仅是赶出了第一章的初稿而已。
随后,我的小传收录在朱明先生所写的《广东流行音乐百人传略》里。到2008年国庆节的时候,我收到广东流行音乐协会副秘书长林伟强的催交照片的信息,我明显感到,出版的时机快到来了。
于是,我也加快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进度,结果,我又没日没夜地赶了近一个月,终于赶在2012年10月24日(深圳颁奖活动举行的当天)熬了一个通宵后,完成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整个初稿。时我才虚惊一场!我又险些掉队了,好在还赶得及“涛声依旧”广东流行音乐丛书这一广东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重中之重的图片出版计划。
就在这天,我发觉了有关流行音乐“生于深圳、成于广州、长于北京”的“妙论”,于是,我在发稿的时候,也把这段“妙论”转发出去,于是引起了一片哗然。
我收到的反馈是:“还历史真相,申天地正气!”
2012年11月8日,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陈锐军及社长助理王凯波带领陈小奇先生、陈志红博士及我到番禺茂德公草堂讨论《中国流行音乐与公民文化——草堂对话》时,我们决定把“涛声依旧”广东流行音乐风云30年丛书的出版内容作为《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压轴内容,这样一部广东流行音乐史,便有力地显示出广东流行乐坛由始至终都在争当中国流行音乐“首善之区”的大气魄。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几乎是在“痛苦”中度过。到2013年近5年前,因为写《广东流行音乐史》我几乎成了“苦行僧”;5年间,我几乎成了“考古学家”;5年后,我几乎又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刽子手”,亲手把自己到2013年近5年来的心血一刀一刀地砍掉。史稿原来的字数接近50万字,但因为篇幅所限,我必须把篇幅压缩。在此期间,我本应有机会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旅游一番,但时间紧,任务重,我又一次放弃了旅游,把自己“闭关”了一个星期。
12月9日上午,丛书的编委陈小奇、陈洁明、刘志文,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陈锐军,社长助理王凯波,以及我,在新世纪出版社举行审定会,对《广东流行音乐史》进行了“五堂会审”,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大家对着投影屏幕逐字逐句地进行审议、校正、删节。集体记忆,当然是集体审定了。结果,完成最后一个章节的时候,已是12月10日凌晨,大伙儿连续整整奋战了一天一夜。
这,就是《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史记”。

尽管《广东流行音乐史》并非什么鸿篇巨制,但也实实在在是我的心血之作。各位看官或许会问:就你这等文字,也范得着耗上5年时间?你是否在磨洋工来着?
是的,我是在“磨洋工”!这些史稿,是我一点一滴“磨”出来的。如果三五月能成事,可能《广东流行音乐史》就轮不到我等小辈去穷5年时间完成这苦差事了。我知道,前辈金兆钧先生当年写《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还整整用了10年时间。
这5年时间里,我知道天上不会给我掉下一个大馅饼,我唯有老老实实地跑图书馆、查合订本,采访、整理、修改、补充,特别是要找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三部分的资料,就像是大海捞针,那都是我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还必须去伪存真。加上,这些年代互联网还没有出现,要寻找历史资料,实在是谈何容易!为了完成《广东流行音乐史》,我也不知道自己熬过了多少个通宵达旦,也数不清自己迎来了多少回“东方露出鱼肚白”。
其实,“这书籍由我来写,那该有多好啊!”但如果这个时候写史,顶多是一本“少年史”。后来,我才知道,在2000年举行“20世纪经典”之前,顶多是一部“青年史”。加上到2013年有近5年来涌现的优异成绩,更增添了广东流行音乐史的厚重感。
各位看官或许会发现,这本《广东流行音乐史》出现了不少“全国第一”、“全国首创”的字眼。广东流行乐坛一直都是中国流行音乐的“首善之区”,广东音乐人、广东歌手、广东传媒人30年来都在默默耕耘,创造了无数个“第一”。这就是对“生于深圳、成于广州、长于北京”的“妙论”的最好回答。广东流行音乐史,不是谁人可以抹杀得了,也不是谁可以篡改得了!
如果谁想贪天下之功,没问题,哪就先请问一问敢为天下先的广东流行音乐人、广东歌手和广东传媒人吧!因为他们不仅是这段历史的创造者,而且还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我总认为,广东流行乐坛早已就是中国流行乐坛的“首善之区”。首善者,有两重意思,一是首都,二是最好的地方。我用“搜狗输入法”键入“SSZQ”几个首写拼音,便会出现“首善之区”的字眼,巧的是,在“首善之区”之前,排在首位的文字却是“史上最强”!
好一个“首善之区”、“史上最强”,对广东流行音乐而言,这是多么贴切的字眼。
原来,自问我的史稿还是比较详细的,可谓面面俱到,但从篇幅所限的角度出发,我不得不忍痛删去了近一半的内容,而且,原来准备好的近两万字的“大事记”同样只能忍痛割爱了,但我相信,这些“剩余价值”相信会有其新出处的,这里也就权当卖个关子吧!
好在,《广东流行音乐史》由我的孤军奋战,变作了集体出击,各位看官如果仍意犹未尽,大可通过“涛声依旧”广东流行音乐风云30年丛书的其他书籍,找到更精彩的内容。这套有理论、有史稿、有传略、有作品的洋洋近百万字的丛书,才是完整的广东流行音乐的成果。
丛书的首发式定在2008年12月28日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呵呵!多好意头的日子!这不正预示着广东流行乐坛“发现、发展、发奋”之意么?祈求广东音乐人、广东歌手、广东传媒人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在南方星空中划出彩虹。
衷心感谢新世纪出版社社长陈锐军及社长助理王凯波为丛书出版作出的贡献!
衷心感谢为丛书出版提供珍贵材料及珍贵照片的各位仁兄!(在成书过程中,我参考了不少散见于各处的原料材料,略美之处,一并致谢!)
衷心感谢多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的家人!
谨以《广东流行音乐史》献给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谨以《广东流行音乐史》献给为广东流行音乐呕心沥血的人!
热爱音乐的人们,总是把风雨留给自己;热爱音乐的人们,总有海阔天空的情怀。当我完成《广东流行音乐史》的重任之时,我想到了“二十世纪广东流行经典金曲演唱会”系列活动中的这么一句美文:
春秋变幻,无怨无悔写辉煌。
光明长存,岁月留声最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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