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城,历史上几次被攻破啊?

如题所述

六次

南京城的劫难始于东晋初年,历阳内史苏峻,因朝廷执政庚亮欲解除其兵权,发动叛乱,次年二月攻入首都建康(今南京)。这次叛乱使得东晋宫室被焚毁,都城建康则是满目疮痍。

200多年以后,梁朝末年(公元548-552年),侯景之乱。在围攻期间,侯景大肆放火焚烧民宅、营寺、楼馆、城门,又引玄武湖水灌入台城,守军则烧东宫台殿,繁华的建康城被糟蹋得一片狼藉。

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朝同样未能逃脱国亡城毁的厄运。陈祯明三年正月,隋朝灭陈。隋文帝杨坚下诏将建康“荡平并耕垦”,于是建康都城、州城、郡城等统统荡平为田,官署,宫殿等建筑全部拆毁,六朝名都遂化为一片废墟。胡教授说,这次毁城对南京是一次巨大的浩劫,除近年南图新馆发现的一小截六朝遗址外,南京主城区很少看见六朝地面建筑,连六朝皇宫的具体位置也很难考证

1129年-1130年,金朝大将金兀术率领大军,南下攻宋。1130年4月,金兵在俘虏大批建康居民与大量金银财宝后,纵火烧城,全城化为灰烬。

南京历史上的第五次毁城则发生于太平天国时期。1853年3月,太平天国大军攻取江宁(今南京),改名天京,定为首都。表面的辉煌之下则是对南京城巨大的破坏:为了建设宏伟壮丽的天王府及其他规模大小不一的众多王府,拆用了明故宫和不少庙宇的材料;而在1856年“天京内讧”中,“高出天表,数十里外可见”的明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被韦昌辉炸毁。更惨痛的破坏是在1864年7月,曾国潘的湘军攻入天京,洗劫之后,纵火烧了七天七夜,全城房屋十有八九被烧毁。“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而那些历朝历代幸存下来的建筑与文物古迹,也几乎是扫地以尽。

最后一次毁城则是近代的事了。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陷南京。此后的一个多月里,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与疯狂的文化大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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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1-09-26
魏晋南北朝中的宋朝:
宋,从刘裕代晋到顺帝禅位于齐,凡八帝。武帝刘裕一死,争夺最高权力的屠戮就开杀了。 刘诞,大明三年(459年)在广陵公开造反,声讨刘骏信谗言,用小人,杀无辜及淫乱宫闱丑行,惹得孝武帝怒火满胸,凡刘诞左右、腹心、同籍、期亲之在建康者,并诛无遗,死者以千数。 比这次南京大屠杀更严厉的是,攻破广陵,杀刘诞,其母、妻皆自杀,贬刘诞姓留氏——开除皇族,这些都还在
则允许范围之内;最要命的是广陵百姓遭了殃,皇上命令,城中士民,无论大小统统杀头!幸亏前线总指挥沈庆之将军人性尚未完全泯灭,极力为民请命,才改变了血洗广陵的结局:杀成年男子,未成年男子免杀;女子作为战利品奖赏士卒。即便如此,犹杀三千余口,而屠杀手段又极端残忍:先刳肠抉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创,然后斩之。最后,还在石头城南岸垒死者头颅封土为京观,有谏不听,其残暴野蛮。
太平天国时南京的大屠杀
湘军进入天京(今南京)后,见人就杀,见屋就烧,见财物与女子就抢。直杀得天京城内血流成河,尸体涌进长江,几乎使江水不流。据曾国藩记载,湘
军“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城内自伪宫逆府以及民房悉付一炷”,“万室焚烧,百物荡尽,而贡院幸存”, “自五代以来,生灵涂炭,殆无愈于今日。” 这次屠杀,是历来南京灾难中最惨烈的一次。屠城、焚烧城后,南京连一棵完整的树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记载:“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
清人记载:“金陵之役,伏尸百万,秦淮尽赤;号哭之声,震动四野。”所谓伏尸百万,除了战死者,就是曾国藩在城内外屠杀的平民。“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显然这次屠杀最保守估计也应该在50万人以上,清人所说的伏尸百万也是有可能的。而屠城和对城市的毁坏程度也是历史之冠。
太平天国强盛时,南京城最多有100万人。可到光绪登极的1875年,人口还不到50万。后来李鸿章署理两江,认为南京城需要百年方可恢复。曾国藩因为在南京的屠杀手段残暴,被人们称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现在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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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6-01-07
一是创新发展。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发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创新发展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驱动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只有通过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才能实现由大到强。如果说,党的十八大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为国家战略。那么五中全会则进一步强调了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和基点地位。内涵也大为拓展,由过去强调的科技创新,发展为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创新,涉及到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发展新体制等诸多层面。二是协调发展。全会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面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包括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协调发展等。五中全会坚持科学发展观,提出协调发展理念,除了城乡区域协调、经济社会协调,还提出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从字面看,统筹指的是统一筹划,与兼顾相连,有主次之分,兼顾部分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容易被忽视,而协调指的是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各种关系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没有主次之分。协调发展与五个统筹相比,范围更广,要求更高。三是绿色发展。全会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绿色发展是在传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作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包括将环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五中全会公报将生态环保放在了空前的高度,如首次把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并成为基本国策,生态文明首次列入十大目标,美丽中国写入五年规划。四是开放发展。全会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中国是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五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问题,制度性话语权,就是起草、参与制订游戏规则。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亚信峰会上迈出了制度性话语权第一步,最典型的例子是亚投行。亚投行是中国为世界作出的巨大贡献,也是制度性话语权的最好尝试。目前亚投行的签署国已有53个。中国作为创始国和发起方,首任行长由中方委派,并享有规划制订的权力。制度性话语权的成果之一,就是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什么是利益共同体?通俗地讲,双方签协议,把各自利益捆绑到一起,互利共赢。中国率先提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一带一路”是不带硝烟味的合作共赢,是和平崛起的生动实践。总体来看,“十三五”将呈现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市场机会,开启“制度性话语权”的新模式。五是共享发展。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享发展,这是党的全会第一次提出,作为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原则。共享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的均衡、公平与普惠。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全面进步。共享发展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发展的公平性,让人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对于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种种问题,如经济与社会失衡、城乡失衡、东西部失衡、民生方面的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是1995年以来中共历次五中全会公报中首次提到共同富裕一词,首次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目标,这表明了中央在更大力度上推动社会公平的意志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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