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改变旧有常平仓制度的“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的呆板做法。灵活地将常平仓、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百分之二十的利率贷给农民、城市手工业者，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盘剥的现象，
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改善了北宋“积贫”的现象。但事实上青苗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后于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后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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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青苗法的评价
从目的上看，王安石主张推行青苗法最初的动机是“富民”、“强兵”。希望通过青苗法的施行使得政府在不动摇官僚体制的情况下，避开冗官现象，通过“理财”，在财政上的“开源”来解决现实中“积贫”困境，并同时改善民户生活，使其避免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最后通过使国、民都富裕后，达到“强兵”的目的。
从客观效果看，青苗法一方面给宋朝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对其“富国”、“强兵”有着重要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但另一方面由于青苗法实施过程中官吏个人意愿及目的、地区差异、腐败、制度缺陷等等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民户深受其害，并未能够实现王安石最初“富民”的目的。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青苗法
主要内容：
1.贷还规定:在每年春耕和夏种时“以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依陕西青苗例,预借之,出息二分,随夏秋税输纳。如遇灾份、许展至丰熟日纳”。
2.贷借方法和数目:
(1)五户以上组成一保,约定所贷钱币,由耆户长根据每户的物力进行“识认”。每户贷借再少不能少于一贯。
(2)不愿贷者,不能强迫借贷。其中有的愿以贷借谷物的,即以按照时价,计成钱数支给。
(3)客户愿贷者要与主户合保,量所保主户物力多少交借。
(4)如支与乡村人户有剩余的话,“亦按照土法,表与坊郭有物业可抵挡的市民”。
(5)按户等借贷:“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余钱”。从上述两个规定,可见其特点是:“以货币贷还代替旧的实物贷还”,但有弊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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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
青苗法起源于唐朝中后叶，唐朝中央政权被各路藩镇分割，除了军队数量不足外，更悲惨的是没钱。青苗法就在那时出现，其主要目的就是为皇帝创收。
实施：
初期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
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执行。
作用：
1.便农生产,赴时趋事。“农民往返于外县,贷借青苗钱,以救荒赴农”。正因为农民感觉到有青苗法可依,开垦之田所获粮食,除交息外,犹较多剩余,所以许多荒地被广泛开辟成良田。
否则,依守旧派所言“行青苗法,民间喧然,以为不便”,农民早已自动弃之不理,还能推行16年吗?正是由于便农生产,赴时趋事,才被广大农民欢迎拥护,没有发生反抗事件。
2.抑其兼并,打击富豪。青苗法的推广,使富者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那些一等户,政府先是也要他们定额向政府借贷15贯,交纳年息六贯。这样富者自然要受到打击。后来这种对富民的“抑配表散”虽然取消了,但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富豪的高利贷剥削。
3.增实仓廪、富民强国。王安石通过青苗法等实施,确实在富国强兵上收到了一些成效。我们认为,熙宁六年(1073年),河湟之战是基于这样的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
青苗法虽寓有制裁富豪兼并土地的用意在内,但实际上只是使他们不可能在恶性发展,而没有从政治、经济等根本方面给其沉重打击,所以,在政治形势逆转之日,青苗法也就寿终正寝了。因此,王安石变法只是一次自上而下、不触动封建社会经济基础的政治改革运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青苗法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针对朝廷面临“缺钱”的问题，司马光曾与王安石展开过辩论。司马光认为，朝廷缺钱是因为花钱太多，少花钱即可。如果继续保持这么大的开支，就势必通过向老百姓增加赋税的方式获得财富，简言之，必然搜刮民财，给老百姓增加负担。王安石回辩说，这些钱都是非花不可的，节约不下来。而且，增加朝廷收入，也可以不通过增加赋税的办法获得，并不会给民众添负担。司马光反唇相讥：天下财富就那么多，不从老百姓那里取，从何处取？王安石的变法还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不增加赋税而增加国家收入，但司马光也没有完全说错，这些钱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仍然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过来的，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
纵观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一言以蔽之，即以国家兴办垄断的商业、金融业企业等手段，为国家敛财。为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需对其主要法令做出具体的分析。
1、均输法：变法前，各州县进贡给京城的货物需长途运输，运输到京城后有些货物因不符合市场需求反而需降价出售，让国家亏损。王安石推出“均输法”，规定主管此项事物的六路发运使可以按“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能就近采购的货物，就就近采购，以节省运费。而且可以按照各地市场不同的价钱，把在当地价格高的产品就地卖掉，变成钱后，再到价格低的地方买回这种产品。同时，还规定，如果地方进贡的是京城不需要的货物，可以折成钱，以现金的形式交纳。这事实上是把原来的运输机构变成了兼具商贸功能的国营企业，通过经营、销售各地的上贡货物赢利，为国家创收。
2、市易法：当时的京城和各大城市，原本就有大的批发商，经营商业批发业务，获利颇丰。王安石推行“市易法”，设立市易务，实际上就是由朝廷官办的商业企业经营主要的批发业务，据说，范围十分广泛，连干鲜果品都由市易务经营，这样，就等于把原来民间批发商人的利润转移到国家来了。
3、青苗法：原本在民间，就存在有一些借贷机构和个人，在开春青黄不接的时候，靠收放贷款（利息高的就被称为高利贷）牟利。王安石推出青苗法，就是由官府来承担此项业务，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放贷，秋收后再连本带利收回。实际上是将原来的民间放贷资本的收入，转为官营的放贷机构，变成政府收入。
4、保马法：政府军队所需要的军马，原来是由政府的专门部门养的，但是投入大、浪费多。王安石推出“保马法”，将战马承包给普通百姓喂养，条件是政府可以适当免除养马百姓的赋税，并给予以少量的补贴，这样既减少了政府的支出，又有战马可用。
从上面四项法令来看，就是把原来民间资本经营的能赚钱的商业、贸易以及金融业转为官办的垄断企业，通过这些企业的利润为国家增加收入；同时，把国家经营得不好的养马业转为民办，减少国营企业的亏损，为国家减少支出。这一增一减，国家的收入就增长了，达到了富国的目的。
当然，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完全做到不增加百姓的赋税，比如他推行的“募役法”（也称免役法），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增加百姓赋税的办法。原来北宋官府里除了官员之外，还要一些从事杂务的衙役，这些人是由各家各户轮流派人充当的，存在着人员流动性强、业务不稳定、工作人员责任心不强等问题，王安石推行“募役法”，改由各家各户按一定比例交钱，由官府再拿这笔钱雇佣稳定的衙役，长期从事此项工作（当然也有一定的对特困户的减免措施），这一法令实际上是使官府所需衙役（包括衙前重役、散从、马夫、典吏等）职业化了，变成了领国家官粮的“行政事业单位成员”。而全体老百姓则需为这些人员多交纳一份“行政事业附加费”。如果说，前面四项法令还是通过官办企业的方式间接为国家敛财的话，那么“募役法”则是赤裸裸的以增加税赋的方式直接为国家敛财了。因为这项法令解决的不仅是官府工作人员的工作稳定性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增加了国家收入。这笔帐很简单：原来每十户百姓，每年有两人去官府服役，这一年只是有两户人家受影响；变法后，这十户百姓年年都出钱，由官府再分雇两个别的人去服役，这十户人家从每五年轮一次有负担变成了年年有负担。而且，十户人家交上来的钱，也许是够雇佣五个人的，可官府只需要两个人，那多出来三个人的钱就变成国家增加的收入了。据统计，熙宁九年（1076年），收的免役钱为1041万，实际雇佣衙役支出只有648万，节余392万就成为国家多增收的钱了。另外，从熙宁六年发出的青苗钱利息来看，剥削率也够高的了，当年发了1103万青苗钱，收回的利息是292万，利息率约为26%，按现在的标准，利率也不低了。（有资料说当时的高利贷利率为100%到200%，我怀疑这种说法的准确性。）由此看来，司马光批评王安石敛财，增加百姓负担，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
王安石变法的实际效果如下：
1.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通过变法确实增加了国家收入。据杨子忠先生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宋神宗熙宁六年散发的青苗钱为一千一百零三万七千七百七十二（单位是“贯匹石两”），回收一千三百九十六万五千四百五十九（贯匹石两），利息钱为二百九十二万（贯匹石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卷332）；熙宁九年免役法的收支情况为：这年全国共收免役财赋一千零四十一万四千五百五十三（贯匹石两），支用六百四十八万七千六百八十八（贯匹石两），宽剩三百九十二万六千八百六十五（贯匹石两）；神宗逝世的元丰八年，国家财政总收入达八千二百四十九万六千三百（贯石），比宋真宗天禧五年国家财政总收入的六千五百一十三万八千（贯石）多收入一千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三百（贯石）。
2.裁汰了军队冗员，节省了军费，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根本的提升。熙宁五年（1071年）军队改革，将全国禁军缩编为五十七万人，厢军缩编为二十三万人，军队总数由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的一百一十八万人，裁减到八十万人，相应的，军费也节省下一千三百多万贯。应该说裁兵幅度与军费节减幅度都很大。但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得到根本提升。后来，神宗虽然主动出击西夏，但并没有获得胜利。
3.变法剥夺了原来从事商业批发和金融信贷业务的商人的收益，使之转为国家收益。
4.变法并没有减轻普通百姓的负担，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市易法、青苗法等只是把原来由商人集团获得的利润转归国家所有了，百姓的负担没有减轻。而募役法等又给百姓增加了新的摊派，所以说百姓的负担增加了。
至于变法派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反对变法派代表了大地主阶级利益之类的说法，纯属现代人根据当时政治需要的杜撰，与变法本身毫无关联。
关于变法的争论与评价
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公认的有德君子，他们两个人对变法的不同看法，确实出自不同的政治理念，两人的核心分歧在于国家的职能上。司马光认为，国家的职能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过日子，因此朝廷不生事、少给百姓增加负担就是最好的国家。用现代的语言说，就是不作为、不生事的政府就是好政府。王安石认为，国家必须积极进取，国民均应为这种进取承担义务，所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简言之，有作为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自现代的眼光看来，司马光的观点未免空阔迂腐：你不进取，不强大，人家西夏、辽国、蒙古就不进取、不强大？人家就不打你了？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是人们无法接受的。而要进取，就得让全体国民都承担义务，就得向全民敛财，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去干什么，又干得怎么样。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著名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观点：以效果论对错。在王先生看来，王安石变法向全民敛财，这无对无错，问题在于敛了财之后干了什么。如果王安石变法之后，国家强大了，平辽灭夏，那么，敛财就是该敛的，人民的牺牲和付出也是值得的，可王安石的变法除了敛财之外，并没有使国家强大，人民白付出代价了，所以变法总体上应受到否定。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王安石执政后，于熙宁二年（1069年）实行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借户贫富搭配，10人为保，互相检查。贷款数额依各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15贯，末等户1贯。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每期取息2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初期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实行，后其他诸路也推行开来。这项措施本是为了抑制兼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救济百姓，但实际执行却出现偏差：地方官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上官吏为了邀功，额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勒索，百姓苦不堪言。这样，青苗法就变质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元祐元年（1086年）停止执行。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1、私自提高政府优惠的低利息到原来的高利息，其中的差价就大家分了；
2、更可鄙的是，强迫小户接受贷款或做担保，一旦借贷人还不起，就借机巧取豪夺担保人的财产，而担保人多是中产阶层。所以该政策的实施走偏，也间接的打击了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造成的危害也就由此变的更加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