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来（截至2011年），彦涵曾创作了大量版画、中国画、油画作品，曾多次参加国内、国际重要美展、版画展，曾在国内举办过20多次个展。多次荣获文学插图与版画创作的“荣誉奖”“优秀奖”“铜质奖章”等，其作品《烈士颂》曾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铜质奖。
作为革命战士的一分子，彦涵笔下的很多作品都有如革命的进行曲和史诗，描写现实的斗争和农村日常生活，他综合了表现主义的手法和中国传统木刻的营养，进行新的创造，产生独到的效果。这幅版画极力营造悲苦无奈的气氛，诉苦者处于画面中心，在痛斥压迫者的欺凌，说到痛处，他掩面哭泣，和他同命相怜的听者也黯然神伤。画家以纤细肯定的刀法刻画出暗影中虚弱蜷缩的人物，带有速写式直感。诉苦的人则以表现主义的手法刻画，线条结实有力，极富情绪化和震撼力。
彦涵无论用平刀在椴木板面刮划戗凿的印痕，还是在宣纸上纵横组合的淋漓水色点线墨块，抑或笔点刀刮推敲而就于油画布的朦胧明丽的色调造型，一幅幅无不印证着“彦涵先生在艺术天地里，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那是他数十年来艺术劳动、艺术修养、艺术经历和艺术追求的结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杨先让语）
彦涵的艺术始终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中进行，这种演变使得他的绘画呈现出多重的风格。其富于冲击力的现代感，加之丰富的内容和深邃的思想性，使其对自己的年龄提出了挑战。不同时期的作品在表现形式上既有鲜明的区别，又有明确的承袭关系。在思想内容上既有歌颂和批判，也有激情和思考。总体风格上展现出一种从具象走向抽象，从现实主义走向象征、比喻，直至达到哲理高度的过程。但无论是在哪个时期，他的作品都始终贯穿着时代和人民性的精神实质。尽管历经各种坎坷与磨难，他的作品依然闪烁着光彩夺目的人性光辉。
彦涵不仅是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版画大师，还是一位著名的美术教育家，长期从事版画的教学与创作工作，桃李满天下。近10年来，他对中国当代藏书票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了极大关注，且以极大热情创作了不少藏书票，其中，当以一帧《彦涵存书》自用票(见图）最为著名，在这颗“版画珍珠”里不但能看到现实生活的历史发展，同时也领略了作者在创作进程中的艰辛足迹和审美取向，给人以莫大的启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曾是最早参加全国藏书票展的老一辈艺术家之一。鉴于他对中国当代新兴木刻艺术做出的杰出贡献，1991年中国美协和中国版协授予他“中国新兴版画杰出贡献奖”。2001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授予他“中国美术金彩奖”。 看他的作品，我总会有一种历史的流动感觉。勾连起的，既是属于历史与时代的回忆，也是属于美术的回忆；既是属于历史的画卷，也是属于他个人的画卷。他始终站在现实和艺术的双重前沿。
彦涵先生是活得最长的版画家，也是延安解放区版画界的元老级人物代表，是中国版画的先驱和奠基人之一，研究并重新评价他的版画成就与实际地位，特别是他的作品和时代的关系，对于梳理中国版画史和美术史，以及评估新时代中国版画的发展前景与价值，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彦涵先生一生横跨战争、和平，以及反右和文革的动荡年代，又大难不死枯木逢春适逢变革的新时期，几乎找不到几位和他一样经历了这样多时代更迭的画家了。更重要的是，在这样几乎横跨中国跌宕百年史的各个时期，彦涵先生都有优秀的作品留世。即便1957年被冤打成右派，如此艰难潦倒的情境下，他依然没有放下他的笔和刻刀。看他1957年的《老羊倌》，那羊和人彼此相依，温和又带有一点忧郁的神态，什么时候看，都让我感动。那是逆境中一位艺术家的心境，相较那个已经错乱的世界，是那样的气定神闲、云淡风轻，脚跟和老羊倌还一起扎实地紧接着地气。因此，可以说，彦涵的版画作品，就是中国现当代版画史和生活史的缩写版和精装版。
只要看看他的作品，我想人们会觉得这样的评价并不为过。抗日战争期间是先生创作的鼎盛时期。《把抢去的粮食夺回来》《敌人搜山的时候》，记录了那个烽火连年硝烟弥漫的时代。在美国出版、被美国人带到二战战场上去鼓舞激励美国士兵的木刻连环画《狼牙山五壮士》，更以自己的笔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洪流中。他的作品还和当时世界版画艺术的勃兴和发展同步，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和柯勒惠支、麦绥莱勒作品的传承与呼应关系，其艺术的先锋姿态，也是其他绘画形式不可比拟的——即便是徐悲鸿的油画，当时师从的也是十九世纪的油画艺术。
《亲人》记录了战争胜利前夕一位八路军战士回到家乡，在窑洞里和亲人们相见的情景。画面中间的老妈妈和下面的孩子，在黑白简单的刻印中，滚烫的感情是那样的可触可摸，即便那个仰着脸的孩子只是一个背影，看不见表情，但依然能够让人感到那激动的心在怦怦地跳。那种粗犷线条中的细腻情感，既是相互的对比，也是彼此的融化，战争亲历者才能够体味到那样的情感，才能够将那生活的瞬间定格为艺术的永恒。看这幅木刻，总会让我想起孙犁先生的小说《嘱咐》，也是写战士风尘仆仆归家探亲，温暖和感人至深的相会后，亲人嘱咐他上战场好好打鬼子，替亲人报仇雪恨。孙犁先生的小说是这幅木刻的画外音，可以互为镜像。
解放战争期间，《豆选》无疑是彦涵先生的代表作，即使事过近七十年后的今天（截至2012年）再来看，依然会感到先生的艺术敏感。他选择了豆选这样富于生活和时代气息的细节，完成了历史变迁中的宏观刻画，举重若轻。再看他解放初期的大型套色木刻《百万雄师过大江》，则记录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依然是倾心于宏大叙事，却在粗壮线条和饱满色彩的交织中，完成了自己艺术的变化。文革期间，那幅因树根过于粗壮被认为反动势力不倒而被打成黑画的《大榕树》，则记录了那个最为动荡年代暗流涌动的心情。同在那个时期，他为鲁迅小说所作的系列插图，依然选择黑白木刻，颜色对比鲜明且有些压抑的画面，是他借鲁迅小说浇自己胸中块垒的曲折演绎。粉碎四人帮，他的《春潮》、《微笑》等作品，则记录了那个拨乱反正的时代，前者是那个时代的象征，后者是那个时代的表情。我尤其喜欢《微笑》，少数民族姑娘和吊角楼，充满整个背景空间的芭蕉树枝叶交错铺天盖地，几乎密不透风，但借助黑白木刻故意刻出大量的留白，又由于芭蕉树叶随风灵动摇曳，让那黑白辉映富有动感的线条，舞动得如同满天的礼花盛开。
一直到晚年，他的笔依然紧随时代。2003年非典蔓延之际，他有《生命的卫士》，是对白衣天使由衷的礼赞；2008年汶川地震，他又有《生死关头》，是对生命和民族相连的血脉之情至高无上的咏叹。这是他的最后一幅作品，那一年，他已是92岁高龄。因此，他可以无悔无愧的将自己曾经讲过的话再说一遍：“反映时代每一次历史时期的重大变化，人民的苦难斗争和他们的梦想，成为我创作的主题思想。”他说到做到了。在中国美术史起码在中国版画史上，由于年龄和其他阴差阳错的种种原因，没有一位画家能够如彦涵先生一样如此长久的将自己的心和笔如船帆一样随时代潮流而起伏，并始终随这流水一起向前涌动，潮平两岸阔，月涌大江流。
看他的作品，我总会有一种历史的流动感觉。勾连起的，既是属于历史与时代的回忆，也是属于美术的回忆；既是属于历史的画卷，也是属于他个人的画卷。他始终站在现实和艺术的双重前沿。即便黑白木刻中简单的两色，也显得那样的五彩缤纷；又由于木刻线条的分明，更显得棱角突出，筋脉突兀，如森森老树，沧桑无语，有种归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的感受，弥漫在画面内外。
晚年，彦涵先生曾经变法，以抽象的线条和色块探索人性和艺术的另一方天地。尽管这种探索难能可贵，但在我看来，这一批作品还是不如以前特别是早期的作品画风爽朗醒目，更打动人心。在质朴干净的写实风格中，充分运用粗犷的刀工，挥洒最为直率的黑白线条，挖掘并施展极简主义的丰富艺术品质与内涵，是那样的直抵人心，那样的引人共鸣，使得雅俗共赏，让时代留影，让历史回声。这是彦涵及那一代版画家共同创造的艺术奇迹，是他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探索版画新的发展，不仅需要前沿的眼光和新颖的技法，同时也需要回过头来仔细寻找前辈的足迹，不要轻易地将其当作落叶扫去。
彦涵先生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写实主义还是衰年变法后的抽象主义，作为老一代画家对于新生活真诚的投入，对于艺术内容与形式创新的渴望，依然是今天物质主义盛行、拍卖价格至上的美术现实世界所欠缺的。彦涵先生用他一生的追求启示我们，应该努力像他一样，剔除非艺术的杂质，用真诚而新鲜的笔墨挥洒今天的新生活，几十年过去之后，也能够为我们的后代留下和他一样的作品，丰富共和国历史的生活记忆和美术记忆。 他的艺术创作与中国人民的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他的艺术尤其具有浓重的使命感。我想,这是他一直都把‘人民’藏在心中的缘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