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弃婴在野外受到不良环境侵害、延长婴儿存活期,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院门外建起一座“婴儿安全岛”,作为弃婴接收设施和临时庇护场所。对此有人认为,弃婴是违法行为,设置专门接收弃婴的设施,鼓励了不负责任的人做不负责任的事,会变相纵容弃婴行为。该福利院院长韩金红也曾纠结,他说印象中的弃婴,大多躺在纸箱或编织袋里,有些被发现时已遭流浪猫狗啃食。最终他用一句话说服了自己和同事:“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2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无论基于怎样的原因,遗弃亲生骨肉都是绝对的人伦悲剧,也是法律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然而,弃婴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发达国际也无法避免。只不过,在我们这里,弃婴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贫困,要么是孩子得了重病无钱医治,要么则是极度困难无法养活,很小一部分则是未婚先孕的结果。这些被父母遗弃的可怜婴儿,自从被丢弃的那一刻起,命运中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然,被发现时大多都因环境恶劣而引发疾病,其中一些被冻死、晒死,甚至被猫狗啃食……生命的尊严在此处被直接践踏回丛林的时代。
是的,福利院设置“婴儿安全岛”专门接受弃婴,看上去的确是一个伦理悖论:弃婴不是违法行为吗,设置专门处所接受弃婴,难道不是要减轻不负责父母丢弃骨肉的负罪感,从而坚定其遗弃骨肉的决心?这样的质疑当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们至少得分清楚几个前提:一是,绝大数的父母都将子女视为珍宝,遗弃骨肉毕竟是极少数,善待弃婴不会引起弃婴大规模增加;二是,对于弃婴父母而言,那点负罪感根本一文不值,不能为了保留他们的那点负罪感而阻止善待弃婴;三是,善待弃婴并不等于不再追究遗弃罪行,福利院把弃婴照顾好,并不影响警方破案追责。
我们常说,生命永远是最为宝贵的,弃婴的生命自然同样如此。作为人类群体中最为悲催的部分,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和救助机构没有理由不去善待他们。“我们改变不了遗弃行为,但可以改变遗弃的结果。”诚哉斯言,善哉斯言!善待弃婴是善待生命的第一道德要求,这与鼓励弃婴本身就不在一个话语维度上。事实证明,石家庄弃婴总数并没有增长,只是集中到一起了;弃婴存活率却得到很大提高,安全岛里的孩子很少再出现高烧、外伤和肺炎等症状。
设置安全岛善待弃婴与法律上禁止遗弃,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在无法阻止弃婴现象出现的无奈下,举起尊重生命的道德底线;后者则要着力于如何减少弃婴现象的出现,进行保护生命的制度反思——为什么那么多父母会狠心将自己的孩子遗弃?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父母无力承担病患婴儿昂贵医疗费用,只能期待福利院给他争取到免费的治疗机会。试想,如果我们能有一套相对健全的病重儿童救助机制,很多孩子是否能够免于被遗弃的命运?非要将孩子送到福利院才能争取到免费治疗机会,父母们却不能直接申请到类似兜底福利,这是否也可说成制度在“倒逼”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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