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入从根本上决定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规模是财政支出的最终约束条件，所以量入为出是财政平衡的内在规律
量入为出的理财方针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思想渊源。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学说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关于理财思想的主要主张是节俭，这是因为，这种学说所产生的社会根源是这样的社会实践：国家财政是以满足皇室奢侈浪费为主要支出内容的封建财政，这种封建财政支出为社会提供的公共福利聊胜于无，用于经济建设方面的几乎没有。所以儒家学派实际上代表了整个社会的观念认识：财政支出于社会无益，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消费。所以，针对这种皇室的奢侈浪费，他们呼喊出了社会百姓的心声：国家财政支出应该厉行节约，在少收税的基础上求得财政收支平衡。例如封建社会早期的《管子》作者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因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兼无穷之君，而度量不出其间，则上下相疾也。”（《管子·权修》）唐朝的陆贽进一步肯定了量入为出的原则：“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是以圣王量入以为出，无量出以为入。”（《陆宣公奏议全集》第四卷）量入为出的理财思想在我国历史上统治了几千年，尽管实际上历朝各国的统治者都是横征暴敛，挥霍无度，但理财思想学说却都遵奉量入为出的原则。由此可见，“量入为出”在封建社会成了财政教条就是自然的了。
那么量入为出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否应该坚持量入为出？如何执行这个原则呢？我们认为应该从财政收支矛盾的本质关系分析入手，来看财政收入对财政支出的决定作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是财政活动这个完整过程中的两个对立统一的环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组成了财政分配活动的全过程。在财政收入环节，通过税收、公债等渠道和形式为政府组织到了财政收入，一方面为财政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另一方面也完成了收入环节的另一些职能。财政支出是政府将筹集到的财政资金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使用到各个方面。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也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每个环节有自己独立的职能内容，都要独立完成一定的政治经济任务，实现政府预定的目标。但是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又互相依赖统一，财政收入是财政支出的前提，如果没有财政收入，就无以进行财政支出。
不仅在性质上如此，而且财政收入的最大规模也决定了财政支出的最大规模。这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表现出不同的性态，在没有信用活动，特别是国家信用和纸币产生以前，财政收入只能是对已经组织到的金属货币的支付，因而财政收入量机械地决定了财政支出量，政府既不能发行纸币来满足过度的财政支出（即赤字），又不能利用国家信用来取得收入，所以财政支出的量只能是实际组织到的财政收入。但出现了纸币和国家信用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政府可以通过发行纸币来弥补财政赤字，也可以通过国家信用来解决当期财政收入的不足问题。所以，此时的财政收支在量上不仅表现出结余、平衡两种情况，而且还会出现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状况，一定量的财政支出可以在短期内不受财政收入的约束。但是，因为财政信用组织到的收入必须用以后年度实际组织到的收入来偿还，长期的、大量的财政超支对社会危害巨大，因而是政府力图避免的，所以从长期、从根本上说，财政支出的最大量决定于最大的可行财政收入，这是财政收支衡的内在规律。
国家财政因收不抵支而发生严重的混乱和动荡。具体表现为：国家预算出现巨额赤字，入不敷出；国家债务剧增；停付全部或部分国家债务等。广义财政危机还包括货币信用制度的混乱和动荡，通常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是由国民经济军事化、实行膨胀性的财政金融政策或其他经济、政治原因而引起。主要表现是：国家财政收支状况趋于恶化，入不敷出，财政赤字巨大，国家债务增长，全部或部分国债停止支付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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