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意思：考虑、考量中华现有的国力，在能承受的前提下，尽量让外国人满意。
在1900年，慈禧向列强宣战,战败。下“诏书”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字面意思就是：衡量中国的物力财力，能给就给，只要能讨得各国的欢心。可见其内心惶恐，表示愿满足侵略军的一切要求，但求保清廷平安，保她尊位无损。
从此之后，满清政府一路跟列强妥协，成为列强侵略中国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因为此时的清政府只“希望用中国的财力物力去迎合洋人，尽量达到洋人的喜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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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与理解
1900年中国北方各省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第二天，慈禧太后挟光绪帝等向太原、西安方向逃去。
1901年2月14日，清廷颁布上谕：“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祸之机，宜颁自责之诏……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友邦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
这一上谕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后，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屈辱媚外、妥协乞怜的可耻嘴脸，人们斥之为投降卖国，决非仅是出于民族的义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称清政府为“洋人的朝廷”，也决非仅是出于反清革命的宣传需要。清政府确为无耻的卖国者。
人们对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一词的理解，却似乎存在着某些误解与歧义。无论是专业治史者，还是一般国民，每当读及此，无不痛感民族之巨耻，皆以为清廷此语是表示将最大限度地满足列强的要求，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量中华之物力”的本意
清廷上谕中“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量中华之物力”，就其本意而言，并非尽最大可能，最大限度地出卖国家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确保其政治统治的前提下，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少的“中华之物力”，去“结与国之欢心”。
我们可以打个比喻。清政府好比一个怯懦之人，身上带有白银百两，这是其一家的全部家业与生存保障。一日突遇数名手持利器的强盗，强盗以死相威胁，迫其交出所带银两。
此人当时固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然而其一旦发现这几名强盗只想图财，而不想害命，那么，一般而言他不会主动地将自己的上下口袋，里里外外地全部搜罗一遍，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全部钱财交给强盗，而是在保证自己生命安全的情况下，寻找各种理由（诸如，家有高堂老母，又多幼稚子女，时逢天灾等），尽可能多地为自己保留下日后的生活保障。清廷上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即是如此。
袁世凯所谓“和议将成，赔款甚巨，此后愈贫愈弱，势难自立……和未定，弱可忧；和既定，贫可忧”，大概正是清廷处境与心态的生动表述。
当然，就总体对外态度或本质而言，清政府的确是为了“结与国之欢心”，而出卖了国家和民族的巨大利益，《辛丑条约》内容之苛刻，对中国社会影响之深，危害之大，真可谓空前绝后。
1900年，慈禧向列强宣战，结果战败。于是慈禧下“诏书”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意思就是：衡量中国的物力财力，能给就给，只要能讨得各国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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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乳名兰儿，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惠征女。1851年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因得咸丰皇帝宠幸，1854年进封懿嫔。1856年生子载淳。次年进位为“储秀宫懿贵妃”。
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热河，遗诏立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政。年号“祺祥”，尊生母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同年11月，那拉氏与恭亲王奕欣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那拉氏实行垂帘听政，实际控制了国家大权。
1873年，载淳成年，那拉氏宣布撤帘归政，但仍阴持朝柄。次年，载淳病死，那拉氏立宗室载湉继承皇位，年号“光绪”，复行垂帘听政。
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那拉氏宣布“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一切用人行政，仍出其手，光绪帝实际居于傀儡地位。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 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挪海军经费，缮修颐和园，布置点景，广收贡献。故于“朝鲜事求速结”，支持李鸿章等对日采取妥协投降主张。
“六旬万寿庆典”活动从年初即开始筹备，八月中日战事愈烈，户部上书“请停工程”，那拉氏大发雷霆。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和被迫改口上奏：“查停工一条，系指以后寻常工程，其业经兴办之工，毋庸停止”。一些主战派廷臣纷纷上疏，请求停办“点景”，移作军费。那拉氏怒不可遏，称“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生不欢”。
9月，中国陆海军先后败绩，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切，9月27日强使主战的军机大臣翁同和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停战求和之事。10月18日更下令王公大臣及外省封疆大吏，将“六旬万寿贡品”统于10月23日星进。11月7日，日军占领大连湾，这一天正是那拉氏生日，前方军情急电雪片般飞来，那拉氏却不为所动。在颐和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连续赏戏三天，公事皆延置不办。
11月22日，北洋水师基地旅顺沦陷，那拉氏仍不以为然，并反将矛头指向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11月26日，那拉氏于仪銮殿召见军机大臣，时光绪帝不在座。突然宣布“瑾、珍二妃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即著缮旨降为贵人”。并将瑾、珍二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遣戍乌里雅苏台。珍妃为光绪宠妃，并支持光绪对日主战。
当时朝廷内一些主战官员，不满于那拉氏、李鸿章对日屈膝，于是结二妃之兄志锐“密通宫闱，使珍妃进言于上”，推动光绪对日抵抗。
10月28日，文廷式又亲自上奏：《倭夷入寇枢臣与疆臣各怀异志但欲求和请交部严加议处折》，弹劾李鸿章等不思督军应敌，“但欲求和”，“束手待攻”，“请旨将枢臣及北洋大臣交部严加议处，以存国法”。
这时，正值那拉氏起用恭亲王奕欣主持对日议和，主和空气甚嚣尘上。那拉氏选择此时处罚光绪之二妃及其兄，目的在于打击主和派及向光绪示威。12月4日同时下令授恭亲王奕欣为军机大臣和撤销满汉书房，进一步的加强了主和派势力和剪除光绪周围的主战派力量。
1894年底，清廷在战事上愈不可为，那拉氏求和之心更加急切。1895年1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日本政府借口中国使臣全权不足，拒绝开议。议和未成，使臣被拒，那拉氏万分惊恐，曾命顺天府准备车骡，拟逃往山西。
日本政府于广岛拒和后，立即向北洋水师另一基地威海卫进攻，27日攻陷威海卫，北洋水师覆灭。3月初又发动辽河下游作战，六天之内，连陷牛庄、营口、田庄台。至此，以那拉氏为首的投降派下定决心向日本投降，3月，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再次赴日乞和，4月17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屈辱的条约《马关条约》。
消息传出后，举国大哗，愤怒声讨那拉氏、李鸿章等人的卖国行为。人们在北京城门贴出“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的对联表示抗议。
根据《马关条约》规定，日军于6月间开始派兵侵入台湾，遭到台湾人民的奋勇抵抗，那拉氏一面下令台湾大小官员内渡，并严厉禁止接济台湾抗日军民，同时又在颐和园搭起天棚，准备避暑。人们又题了“台湾省已归日本，颐和园又搭天棚”的对联，痛斥那拉氏的卖国罪行。
甲午战争失败后，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欲思振作，决心变法，改革政治。1898年6月发布“明定国事上谕”，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扼杀新政，囚禁光绪帝于瀛台，开始复出训政。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第二年2月14日批准《议和大纲》，并颁布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无耻政策。9月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自此之后，那拉氏“惕于外人之威，凡所要求，曲意徇之”。
“慈禧是一名政客，而不是一名政治家”。慈禧实际掌权近50年，常常被拉出来与女主的另一典型代表——武则天作对比。实际上，历史环境不同，两个看似相似的历史人物很难加以对比。
从能力来看，慈禧绝不逊于古代封建王朝大多数男性君主。可是，她生在了一个注定悲剧的年代。
慈禧精于权术，深谙官场之道，年仅25岁时，就能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辛酉政变，除掉了掌握实际最高权力的顾命八大臣。她绝不是投降派；她也不是保守派，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她都是积极提倡的。
然而，慈禧同样有着与大多数封建王朝统治者相同的缺点：
铺张浪费， 注重个人享乐；恋权栈位；缺少长远眼光（更准确来说，未接受西方现代教育，世界观落后），居然相信义和团的“神功”，盲目地向八国宣战，打破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蜜月期”，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进一步推向深渊。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字面意思是：拿尽可能少的中国财富，去恢复清朝跟邦交国的关系（主要是欧美列强），以达到维持自身统治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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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清政府向西方11国（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俄罗斯、西班牙、比利时、荷兰、奥匈帝国）列强宣战，战败，不得不同西方列强进行谈判。
战败后的1901年2月14日，清政府颁布上谕（慈禧《罪己诏》），内容如下（节选）：“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朕奉慈驾西巡，京师云扰。迭命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与各国使臣止兵议款。昨据奕劻等电呈各国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将详细节目悉心酌核，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句话的核心是，“量中华之物力”，这个量字，是度量、考量的意思。也就是尽可能在中国承受范围之内，拿尽可能少的中国财富，去恢复清朝跟邦交国的关系（主要是欧美列强），以达到维持自身统治的目的。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意思是：考虑，考量中华现有的国力，在能承受的前提下，尽量让外国人满意。
根据中国所拥有的资源财富，奉献给西方列强，让它们高兴，以求不威胁到慈禧等人的个人利益，宁予外族，不予家奴‘不是慈禧说的，是另一人所说，原话是“宁予朋友，不予家奴”。
《辛丑条约》签订前，清廷发布“罪己诏”，就是向天下发布自我批评，其实也就是慈禧太后对自己支持拳匪寻衅诸邦的沉痛反思，其中就《议和大纲》问题，说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之话，历来成为慈禧“卖国”的罪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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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看过“罪己诏”的全文，可以看出，慈禧追思被拳匪鼓惑导致列强入侵，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反思也是十分深刻的，我们要看到其文中积极的一面。
可以说，通过庚子之乱，慈禧的世界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震撼，其中对自己的深刻批评前所未有，竟然出现了“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这样的肺腑之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也是出于“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的一种自然表达。
事实上，在那个中外力量对比悬殊，中国国力衰微的时期，如果长期不与外国交战，休养生息，立足国内，大力发展工商业，促进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改变中国的积弱状况。
不致使中国继续遭遇危难，“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实际上是一种和平外交政策，它使中国在1901年到1911年这十年内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用历史的眼光看，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慈禧向列强宣战,战败。因此，下的“诏书”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表示，满洲清国从已经跟列强妥协，称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也表示中国人，从原来当满洲清国一国的奴隶，变为当列强的奴隶，是双重亡国奴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