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共产党坚定的抗日立场相比，国民政府迟迟未下决心，痛失战机。“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或由地方当局与日军代表折冲，以便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为此，蒋介石采取了诸多谋和行动。
但是，所有的措施最终均成泡影。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应战谈话。谈话提出了解决事变的4项原则：(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谈话还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指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全国同胞的欢迎。但是，蒋介石依赖外援、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打消。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推动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促进了全民族抗战，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首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