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我国黄铜铸币的起源，我们首先需要明确古代铜及铜合金的概念，以及黄铜出现的时间。在我国古代，铜及合金主要分为红铜、青铜、白铜和黄铜几种。红铜，也称纯铜或紫铜，具有较低的硬度和较高的熔点，同时具有良好的延展性。青铜是指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因其锈色呈青绿色而得名。白铜则是指铜镍合金或铜砷合金，因其银白色的色泽而被外国人称为“中国银”。黄铜是指铜锌合金，因其金黄色而得名，具有较高的硬度和较强的耐磨性，是一种性能优良的铜合金。这几种铜及铜合金都是古人根据颜色来命名的，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黄铜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汉东方朔所撰的《神经·中经》中，书中提到“西北有宫，黄铜为墙，题日地皇之宫。”但这种黄铜指的是何种铜合金，尚待考究。然而，“黄铜”一词专用于指铜锌合金，则是到了明代才有记载，这在《宣德鼎彝谱》中有所体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黄铜的出现比其他几种铜合金要晚得多。这是因为黄铜中的锌较难获得，氧化锌在950℃-1000℃的高温下才能较快速地被还原成金属锌，而液态锌在906℃时已经沸腾，因此还原得到的金属锌以蒸气状存在，在冷却时发生逆转，蒸气锌被炉中的二氧化碳再氧化成氧化锌，因此要得到金属必须有特殊的冷凝装置。这是金属锌的使用比铜、铅、锡、铁晚得多的原因，也是黄铜铸币出现较晚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姜寨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出土含锌量超过20％的黄铜片和黄铜管，山东胶县三里河龙山文化的地层中也曾出土两种黄铜锥。这些黄铜器物的出现，并不是说明人们在史前就掌握了黄铜的冶炼技术，而是说明这些史前的黄铜是人们利用铜锌共生矿无意识获得的。
商周时期的铜器含锌量都很低，一般都在10^-2的数量级。西汉、新莽的钱币中有极个别的铜锌合金现象，其中有的钱币锌的含量达到7%，但这并不能说明黄铜铸钱产生于西汉新莽之际。因为这些铜锌合金是极个别现象，其含锌量又普遍较真正意义上的黄铜含锌量30%-40%要小得多。所以我们认为这些含锌的铜钱是由于炼铜时使用了铜锌共生矿时产生的现象。据对有关矿山进行调查后发现，山东的昌潍、烟台、临沂及湖北等地都有资源丰富的铜锌共生矿，这样就使冶炼后铜含一小部分的锌。
至于我国古代早期人们有意识冶炼黄铜的年代应当在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人们在能够制作金属锌以前，由炼丹士发明的。他们长期以炉甘石（菱锌矿）与红铜合炼而制得的含锌量较高的黄铜，我国古代曾称这种合金叫人造“鍮石”。有关这种合金炼制办法的文献记载恰在北宋初年，宋代丹经《诸家品神丹法》载：“日华子点庚法，百炼赤铜一斤，太原炉甘石一斤，细研，水飞过石一两，搅匀，铁合内固济阴干。用木炭八斤，风炉自辰时下火，煅二日夜，足冷取出，再入气炉内煅，急扇三时辰，取出打开，去泥，水洗其物，颗颗如鸡冠色，每一钱点淡金一两成上等金。”这是说用炉甘石和红铜、木炭混合，密封烧炼，所得黄铜可和黄金配置“上等金”。依据此法用炉甘石制备黄铜在宋代已经相当普遍。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一记载大中祥符年间“于京师置局制造，化铜为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一也说大中祥符二年民间多熔钱点药为鍮石。《宋史·食货志》记载天禧三年及崇宁三年屡禁民间私铸的拥有鍮石器物。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肯定黄铜在北宋年间已经生产。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黄铜铸仍然十分困难，且耗费较大。宋崔昉撰《外丹本草》：“用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这就说明当时冶炼黄铜成本很高。正是因为当时黄铜辅导难度大，加之其色泽金黄光灿美丽，而且大都用于制作高级工艺品，并非用于铸币。在对北宋铜钱成份化验表明，锌在铜钱中含量普遍低于1%，赵匡华等分析了193枚宋代铜钱，锌在铜钱中含量达到0.1%以上仅13枚，其中达到0.2%以上的仅2枚，达到0.55%的仅1枚（元符通宝）。而日本人水上正胜分析的119枚北宋铜钱和戴志强所分析的62枚北宋铜钱中，含锌量超过0.1%的仅9枚，其中最高的只有0.66%（皇宋通宝）。可见北宋时期虽然可以冶炼，但由于冶炼水平低下，所得黄铜并不用于钱币铸造。
我国真正由官府主持铸行的黄铜钱币的年代应是在明代嘉靖年。按《明会典》上记载，及到嘉靖年间，工部所属钱局已经大量使用倭铅铸造黄铜钱。其中倭铅指的是金属锌，这一点已经在《宣德鼎彝谱》中被证实。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倭铅古书无之，乃近世所立名色。”说明锌的出现应是在明代。书中又说：“凡铸钱每十斤，红铜居六、七斤，倭铅居四、三斤，此等份大略。”这进一步说明我国使用黄铜铸币是在明代掌握炼锌技术后开始的。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早期的黄铜制品及部分含锌铜钱，是古人在利用铜锌矿炼铜时无意识获得的，其中的锌当属于杂质范畴。五代至北宋时期，人们已可以利用炉甘石与红铜炼制黄铜，但是用此方法炼制黄铜成本高，耗费大，因此这一时期黄铜并不作为铸钱材料。真正用黄铜铸钱，是明代锌冶炼技术被掌握后，有历史记载的时间，则是嘉靖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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