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老舍在描绘时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
老舍的作品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老舍从文化的角度来表现一部分中国人之面貌，从而发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存在及中国人仍生活在黑暗世界之中。老舍的小说善于从很细微的方面写城市市民的生活、处所等等，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加以概括，最宽泛而最恰当的恐怕就是“文化”——老舍就是这样一种“文化型”的作家。
这里所提及的“文化”主要是指“北平文化”。从老舍作品中关于“北平文化 ”的艺术展示来看，它是一个当代的多层面的复合体，它至少有三个层面：
（一）传统文化。这主要是指根深蒂固的北平士大夫文化，出仕—升官—“权”是这一层的深层内核。在旧中国，三公九卿、王侯将相，庞大的官僚机构垄断了一切社会精神与物质文化，这一社会政治制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已不仅仅是“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事业格式”的影响，而已经是从“事业格式”到思想作风、人生趣味、自我意识各个方面。结果便构成了一种“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的传统心态，这便产生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威结构的依附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依附，而且是内在的心理依附。他们扯裙带、找后台、卖国求荣、卖官鬻爵。二是知识者普遍的不学无术。“轻自然、斥技艺”，不仅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的重要原因，而且在北平这样的帝王之都形成了一种因不学无术而并发的充斥着钻营、无聊、敷衍、文牍主义症状的官场文化。
（二）外来文化。这主要是指殖民文化，一种独特的东方式的资本主义文化形态。“钱”是这一文化的“国魂”。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从1840年以后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帝国主义除了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外，同时西方文化也逐渐渗入到中国文化中来，中国文化是在被动的、屈辱的、被侵害者的地位上进入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相交融的时代，虽然如此，西方文化既有其精华，又有其糟粕。
（三）风俗文化。这主要是指作为家族制度、养育方式、行为心理等日常细故存在的民习风俗，它是北平文化的形态主题。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对于老舍的风俗化倾向大致有如下两种理论阐释。其一，认为老舍主要目的是“运用民俗风情塑造人物……而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决不把所描写的那一幅幅异彩纷呈的风俗画生硬的‘嵌入’作品，也不仅仅是作为渲染生活的气息一种点缀，而是由表及里，深入开掘，按着独出心裁的艺术构思把民俗用来描写环境”；其二，认为“在老舍小说里强调这种地方性，用意很深。除艺术上的需要外，在许多场合更是由批判封建的文化传统这种总的意图出发的”。在风俗文化中，老舍以封建婚姻关系的虚伪本质、由家庭伦理到国民性、民族性格的改造问题以及社会礼仪作铺垫，向人们展示市民的形象，挖掘出风俗文化深层的思想内涵。
这三个层面是互补互渗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浑然一体的。在老舍的作品中，这三个层面总是被综合地反映出来。不彻底清除这些封建时代的沉积物，不改变现存的社会制度，就不能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所以只有三个层面的结合才能真正反映出市民文化的意蕴。老舍最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北平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人格是紧密相联的，老舍的小说正是以“北平文化”为基础，刻画了众多形形色色的市民形象。有的史书将老舍的市民形象分为四大类：老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理想市民形象、城市贫民形象，这种划分是符合老舍创作特点的。但无论哪一类的市民形象，都含有批判现实主义特色的社会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人物与环境、时代的不能合拍或者人与人在性格、志愿上彼此不能相容，这里强调了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悲剧。
老派市民有着浓厚的封建色彩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习俗。这种传统文化心理严格支配着老派市民的行为方式，使他们在个人独处或与人交往时都成了极守规矩、极讲礼节的典型。新派市民在继承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特点之外，并没有吸取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而是专门去做形式上的模仿或做劣性的吸取。首先表现在婚姻观念、行为方式上模仿西方形式，老舍对此进行深刻的批判。其次，在北平文化中，我们已提到“金钱”是“殖民文化”的“国魂”。而新派市民处处实行“钱本位”的人生哲学和极端利己主义的处世态度。最后，老舍对西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一直持否定态度。
有一部分市民受传统文化优质因素的影响，对西方文化也不像老派市民那样一味加以排斥，他们的思想意识比较开放，具有勃发、进取、实干的精神，这就是老舍所描写的“理想市民”形象。老舍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通过理想市民的悲剧性来揭露整个民族的可悲，从而唤起人们的觉醒，寻找前进的方向。
有一部分市民既具有老派市民的传统色调，又具有理想市民的某些人格，而唯独缺少的是新派市民的“现代意识”，这就是老舍笔下城市贫民的形象。而在这一形象中，老舍写得最多就是车夫的形象。《老张的哲学》中赵四是老舍小说中最早的车夫形象。
总而言之，四种市民形象的悲剧命运是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赐予”的，他们只在极其狭窄的天地里苟且地活着，又默默地死去；他们只能按照社会为他们安排的样子去忍受生活的折磨，直到把生命完全耗尽，才是他们苦难的尽头，虽然在一定程度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但他们大多数处于被动地位，只要没有伤害到自身利益，他们是不会关心到国家的命运，因为他们根本找不到民族衰败的根源。老派市民忍气吞声、敢怒而不敢言，新派市民阿谀奉承，投降卖国，理想市民虽有反抗意识与行动，但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与行为方式的缺陷，并未改变社会现状，城市贫民更是逆来顺受，他们都以各自不同的生活方式与思想来反映当时病态的社会制度与悲哀的民族精神。
老舍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既批判了带有强烈封建意识的生活方式、社会心理、文化风俗，又揭露了在新旧交替时代中包含的悲剧因素，既反映了市民群众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殖民地化的批判态度，又反映出这种批判本身的正义性与落后性。老舍不给人们廉价的“光明”与“希望”，他总是以悲惨的命运揭露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写出市民在不同程度上是怎样被毁灭的，向我们展示出一幅真实的画面。这也表现出老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的“彻底否定”，对此不抱有任何幻想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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