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天问”?王逸《楚辞章句》说: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又据传屈原被逐,忧心愁惨,旁徨山泽,过楚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看到壁上有天地、山川、神灵、古代贤圣、怪物等故事,因而“呵壁问天”,这种说法虽有一定历史文献的记载及文物可作参考,但未必就是屈原写《天问》的真实起因。《天问》中,问天地、日月、山川、灵异之外,它所涉及的人事,大多有当时的现实意义。因此,屈原所提出的问题不会是仅仅根据庙堂壁画。而是有他主观上的选择并经他精心结撰的。从全文的先后次序来看,先天地自然后三代史实,而以楚国的贤君愚臣作为结尾,这里显著地表明了作者自己的思想动机与创作意图,因此,这篇包含着作者深层思想结晶的《天问》,不可能是他“呵壁问天”的即兴之作。
至于屈原撰写《天问》的灵感和原由,王逸在《楚辞章句》里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 ,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 ,及古贤圣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于是屈原“因书其壁,呵而问之”,遂成《天问》。有趣的是,王逸称屈原“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云云,言外之意是屈原过去并不知道楚国有庙堂,庙堂里有壁画。显然,如果屈原真的是出身于楚国望族,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就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观点,即屈原实际上是出身于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只有这样他才会被楚国庙堂壁画的内容所震惊,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从而撰写出千古奇文《天问》来。
至于《天问》的写作时间,也不一定如王逸所说在顷襄王之世屈原被放逐以后,也有可能作于怀王之时。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流露的情感来看,当在创作《离骚》、《九歌》、《招魂》之后。这是因为,《天问》既没有像《离骚》那样娓娓道来,也没有像《九歌》那样全身心的敬天娱神,而是对天意对人事咄咄发问;显然,当诗人有了《天问》所传达的精神和认识之后,是不可能再写出《离骚》和《九歌》那样的作品的。同理,《天问》是作者在人生命运发生巨大转折时产生的巨大疑问,而《九章》诸篇则大多是作者已经遭受人生重大打击后的情感记录,因此《天问》也只能作于《九章》之前。
由于屈原出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时间,是楚怀王在位或活着的时候,而屈原遭受人身放逐的重大打击,则发生在楚顷襄王新就位至楚怀王客死秦国之际。据此,我们有理由推论,在楚怀王被扣留秦国直至客死秦国期间,在如何对待楚怀王的问题上,屈原与顷襄王、令尹子兰产生了尖锐的分歧。屈原在为楚怀王主持完招魂仪式后,怀着悲痛和疑惑的复杂心情,再一次进入楚国庙堂,面对庙堂里的壁画,结合自己亲身经历目睹的社会现实,终于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和质疑,对自己曾经接受的知识体系产生疑问和困惑,并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满腹疑惑一股脑倾泻出来,从而一气呵成写出千古名篇《天问》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有:“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那么,令尹子兰究竟是“闻之”什么事情会“大怒”呢?顷襄王又因何“怒而”一定要放逐屈原呢?一般来说,屈原虽然与顷襄王、令尹子兰存在政见分歧,但是屈原并不对他们的权力构成威胁,没有必要非将屈原驱逐出国都之外、流放至荒野之中。
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不是别的什么事情,而正是《天问》一诗。当子兰读到屈原的《天问》时,对其不敬天的言词大为震怒,于是指使上官大夫等人在顷襄王面前进一步谗陷屈原,并促使顷襄王决意放逐屈原。道理很简单,怀疑天命、质疑天的绝对权威,指责历代昏君,都可以被引申为对顷襄王的怀疑和质疑,这是顷襄王绝不能容忍的。
《天问》的构思瑰丽雄奇、意境广博深邃、气势恢弘磅礴,作品的奇特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
《天问》的命题、内容和写作形式都有独特之处:
就命题而言,屈原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天问》,顾名思义就是个“天大的问题”。
就内容来说,《天问》是对中国远古神话与传说的述问,是对中国上古和古代历史与传说的述问。《天问》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天文、地理、物种、人类、社会、历史、哲学、文学”等诸多领域,故有学者称《天问》是“远古神话和上古史大纲”。对于《天问》内容之种种奇特,读者将会在本书“释疑篇”和“答疑篇”中一一领略。
至于《天问》的写作形式,其奇特之处乃在于通篇多系“设问句”,屈原竟然用诗赋的形式、设问的方式向“苍天”提出170多个疑难问题,这在任何诗赋之作中都是空前绝后的。
《天问》之所以被称为奇诗,就在于屈原在《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疑难问题,就在于屈原头脑中的“问题意识”。何谓“问题意识”?爱因斯坦说“关键是不要停止发问”,华罗庚说“数学家的头脑里不能没有问题(即要时刻在思考着问题,要有充足的问题储备)”,这就是人类的“问题意识”。从古希腊泰勒斯的“万物本源之问”到后来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之问”,从1900年的“希尔伯特数学问题”到当今的“Clay悬赏问题”等,都是“问题意识”的作品。“问题意识”作品都是十分奇特的,“问题意识”作品对于认识世界、探索自然、破解疑义,攻克科学难关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屈原的《天问》正是中国古代最具“问题意识”的一部奇特作品,《天问》中的疑难问题,上自宇宙形成、天体运行,下至四方地理、自然现象,中及人类社会历史、历代兴衰。对于这些疑难问题,屈原莫不穷究其理,集中地反映了他“上下求索”的哲学家、思想家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他敢于怀疑古人传统观念和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思想境界。
令人扼腕而感慨的是,在中国历史上像屈原《天问》这样的“问题意识”作品太少了。究其原因,高炳生在《屈原天问的科学思想价值——并试解“李约瑟难题”》中认为:《天问》体现出的科学精神与我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相抵触,因此《天问》精神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得不到理解和发扬,以致我国近代从未发生过科学革命。高文的这种见解实在是发人深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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