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
作者：张吉明
文章来源
《中华魂》 2011年第1期
资本主义民主，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一种国家制度，它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是受资本的多少和财产的多寡支配和决定的。占有较多经济资源和财富的资产阶级，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国家权力，以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的民主，是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在政治上的反映，是“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掌控在少数资本家及政客手中，是少数富人的民主，对
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讲，只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其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事实上的不平等，是资产阶级利益分配的“遮羞布”。社会主义民主，是
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当家作主、全体人民平等地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国家制度。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享受到极其广泛的民主权利。具体体现在：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人民行使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组织国家机关，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并监督国家级机关人员；人民依法享有人身、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权利，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的真正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和最高类型的民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有着根本区别：
一是民主的国家制度不同。按照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在资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国度里的民主，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意志，施行的是资产阶级享受的民主，不可能给被他们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真正的民主权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是人民的利益，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必然要使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上升为统治阶级，成为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主人。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最广泛的民主，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进一步得到切实保障，民主制度日益健全，民主形式更加丰富，民主渠道不断拓宽，尤其是互联网等新型媒体的应用和繁荣发展，为广大人民群众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提供了条件，为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二是民主产生的
经济基础不同。民主作为
上层建筑，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民主。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财产是享有民主权利的基础和前提，这样的民主只能是有产者的民主，对于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要想真正享受民主是不可能的。就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享有民主权利的大小多寡，也是由金钱决定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民主选举就是金钱操纵的，据美联社2000年对美国金钱与选举胜势关系进行的
数据分析，1999年美国竞选获胜当选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所花的钱超过竞争对手。美国有学者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实际上被掌控在少数资本家及政客手中，广大劳动人民根本不可能享有这种民主。所谓的人人平等，共享民主，都是资产阶级骗人的鬼话。社会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成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在共同享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当家作主。经济地位上的平等，决定了政治地位的平等，保证了社会主义民主不是受资本操纵的民主，不是少数人因占有生产资料而支配多数人的民主，真正是最广大人民享受的最广泛的民主。
三是民主主体不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相对于封建专制来说，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但就其阶级本质来说，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民主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是少数人的民主。资产阶级凭借其掌握的财产资源、政治组织、国家权力、大众传媒，对政治运作起着决定作用，而没有生产资料的广大劳动人民却难以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人民是国家中的最大多数人，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在内的亿万人民，人民掌握一切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是民主的主体。
四是民主“形”、“实”统一程度不同。民主是针对君主提出来的，本意是结束国王或君主的封建专制统治，实行多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根本做不到这一点的，因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形”和“实”是不统一的。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
资本主义国家，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和人民是剥削被剥削的关系，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然而，资产阶级为了麻痹人民，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总是掩盖阶级对立的现实。在民主的形式上，一贯标榜为超阶级的民主、全民的民主，而在实际上却是有钱人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本身就是掌握国家命运的统治阶级，国家是人民自己的国家，人民是自己国家的人民，国家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保护的是人民的利益。国家与人民心心相印、血肉相连。党和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忧民之所忧，乐民之所乐，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问需于民，听政于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实现了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在形式上和实际上，都是最广泛人民的民主，达到了“形”和“实”上的完美统一，这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是根本不同的。
这些年来，西方敌对势力和中国理论界有些人宣扬和鼓吹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是“国际通行”的“
普世价值”，目的是要用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取代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央强调自觉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就是为了掌握思想上政治上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廓清在民主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明辨是非，彻底粉碎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图谋，坚定地走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人民经过反复对比后做出的正确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正是以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在
国体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既在人民内部实行最广泛的民主，又依法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最有效的专政，保证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性质。在政体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我国的国体，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是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在政党制度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把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起来。在民族关系上，坚持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证
少数民族依法自主地管理本民族事务，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完全平等。在基层民主上，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建立起以农村村民委员会、
城市居民委员会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等为主要内容的基层民主自治体系，保证人民群众自主管理基层公共事务。这一系列政治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内容，又是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民主的内容真实性与形式多样性的有机统一，已展现出突出的优越性：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以国家主人翁身份建设和管理国家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程序民主与实体民主相结合、代议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从根本上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形式上多数人参与、实际上少数人控制”的弊端，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也必然焕发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热情和力量。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了国家机关协调高效运转，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效率办成事的政治优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虽然分工不同，职责不同，但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由于正确把握民主与集中、分工与协调、监督与支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各国家机关能够严格依法履职，协调高效运转，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三权分立、相互掣肘是根本不同的。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从实践来看，无论是应对四川汶川特大地震、青海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还是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成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从根本上讲，靠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了国家的统一稳定，有利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很不平衡，保证统一稳定对于中国极端重要。在中国，没有统一和稳定，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系列政治制度，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引导社会成员合法、理性地表达诉求，缓解社会矛盾，化解消极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和谐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去年3月10日发表题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何以优于西方的文章，认为中国真正与众不同的特色是有效的政治制度，这才是中国实现经济成功、创造出“中国模式”的全新现代化之路的真正原因。中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多党制相比有六大优势：
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的政党更替的影响。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不同的党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就会改变。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调整，其后果可以想象。
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西方某些国家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那里，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
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例如，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合法化的效果是名义上的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算作合法的国家。
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想当然，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例证）。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责任”。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责任是前者造成的。没有人为损失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损失，责任人不可能被放过。说起来，还是和西方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西方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即使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西方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性别、种族、形象，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美国的一位领袖，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哪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优胜于西方产生领导人的模式。
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不管他们使用什么语言，从什么意识形态出发，都认识到了中国的一党制才是中国成功的真正原因。中国显然正在开创出一条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道路。
（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08BKS046中的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