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与白洋淀派在小说上的区别

如题所述

山药蛋派特点 第一 我们从山药蛋派对文学的看法说,他们一脉相承于鲁迅“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观点,拿笔就是为“劝人”(赵树理语),劝人革命,写作有明确的革命目的。他们认为拿笔和拿枪、拿锄头都很重要,同样是为革命工作;彼此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下贵贱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为革命而工作和为革命而写作是一码事,因而,他们不鄙弃或逃避繁琐的行政工作,反而把担负一定的行政工作任务看做熟悉人物,搜集素材,捉炼主题的主要途径。于是,形成“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个共同的作风,即走到那里,工作到那里,他们不当客人,总是“生活的主人”。 在生活作风上,“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一直保持着农村基层干部特有的甚至是农民的作风。这反映在作品里,作家那叙述故事的亲切、质朴而又风趣的语调,直使广大农村读者如对兄弟、如对知心的好友,整个身心都被他们吸引住了。 第二 山药蛋派的创作方法自然和中国的众多的革命作家一样,也是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方法。然而,同是革命的观实主义除了因社会和时代而有差别,也因环境和人而有所不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们,在创作方法上采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其特色即在于强调紧紧抓住革命过程中,也即各项工作中亟需解决的问题(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给予迅速及时的反映,帮助问题尽快的解决。这便是赵树理所说的“问题小说”。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金生父子兄弟姐妹都是聪明干练的社会主义带头人;在马烽笔下更塑造了一系列如田春生、韩梅梅,田局长等普通社员和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然而,和这一方面的成就紧紧相联系,“山药蛋”派的作家们同时清醒地深刻地感受并理解到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散布的封建思想仍然毒害着广大农民,个体的落后的小农经济所产生的自私自利等落后意识仍束缚着广大农民,成为农村中‘各项革命与建设中出现问题的思想根源。甲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列宁语),我们用不着再举什么三仙姑、二孔明、小腿疼、赖大嫂、田木瓜、三年早知道等等人物了,“山药蛋”派的作家们为实观这一主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塑造了为数可观的正在改造过程中的各具独特性格的农民的艺术形象,其中不少形象在山西可以说老幼毖知,家喻户晓,成为人们的一面面镜子。这是“山药蛋”派的艺术功绩也是他们观实主义特色最为光彩耀人的表观。 第三 他们创作的题材都是农村,但由于他们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选材角度,显示了他们的特色。他们的笔下少有叱咤风云传奇式的英雄。他们注重从平凡的人,从平凡的场景中反映时代巨大的变化;对农村中进行的翻天覆地的斗争爱作侧面的描绘。因而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他们紧密配合党的路线,政策而辛勤操笔,常常把笔点在普通农民的家庭、爱情纠葛上,点在一般工作和日常的劳动场景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上。他们极注意深入一般农民的生活探处发掘其内心深处的活动与变化,通过刻画“人变了”(马烽语)极富有生活情趣的描写,深刻地显示了时代巨人前进的步伐。 第四 关于艺术形式的特色。这,大家普遍承认“山药蛋”派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确,赵树理打青年时代起即热爱与掌握了多种民间艺术,在他来成为作家前己可说是个出色的民间艺术家了。马烽、西戎、胡正等同志,在向民间艺术学习上也下过苦功。他们都大量蓖集过民间故事,反复地研究过群众叙述故事,刻画人物,抒发情感的各种高超的艺术手法;赵树理曾说他对民族艺术的传统是什么也继承了,什么也没有继承。这也可以说是“山药蛋”派共同的经验概括。 除了《吕梁英雄传》,我们可以看到章回体小说形式的模仿而外,他们创作的短篇小说,即看不到模仿的痕迹,显然是中国汉民族式的叙事形式,而又和旧的形式截然不同,令人感到非常新鲜。这原因即在于他们;第一、对于民族形式不是套用,而是吸收其可为我用的精华;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也注重从外国进步文学中吸收营养。赵树理原也是个洋学生,他本是由鲁迅以及契诃夫、莫泊桑的著作引导而走上文学道路的。青年时期,他曾写过欧化而充满抒情诗昧的小说。其他作家在刚踏上文学的途径时,都有类似的经历。束为初期的小说,颇具契诃夫的特色,胡正的第一篇小说《碑》,不论从语言到结构,都象翻译小说,马燎、西戎,孙谦都写过类似的作晶。 正是由于此,他们形成风格的代表作,都既发射着民族的;民间的艺术的传统光芒,而又有机地化合着外国优秀的艺术手法,所以是新鲜的、独创的。比如拿《登记》来说,用的是民间故事的结构形式吧?可当小飞娥从地上拾起燕燕口袋里掉下的一枚罗汉钱时,一下勾起她二十年前的往事,接着便叙述她的罗汉钱的故事。这不明朗使用了外国小说常用的倒叙手法了吗?《互作鉴定》以一封信开头,《锻炼锻炼》以一张快板式的大字报开头,《套不住的手》光写陈秉正老人的一双手。这些都融合着外国的手法。马烽的书信体的《韩梅梅》,好几篇第一人称的小说,《结婚》的横截面写法,外国艺术手法的采用更为明显。但是,这并没有冲淡了,相反是丰富了他们的民族化、群众化的色彩,原因就在于山药蛋派的作家们每写一字一句都在考虑着他们的读者——农民的口味。他们烹制的精神饭菜,务必要让农民吃起来香美可口,吃完后还余香满口。因此,他们一不愿让农民老吃老陈饭,二不愿他们吃吃不惯的西餐,总是适应着内容的需要,不断地吸收民族、民间的传统艺术精英,并以此为基础,在不破坏农民的口味下,化入外国的艺术手法,进行不断的创新。 第五 语言的运用。“山药蛋”派用的语言是山西农民的语言,从而和以其他地区群众语言创作的作家形成迥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然而,仅仅这一点还不能充分说明“山药蛋”派的文学语言特色。 孙谦谈到赵树理的语言时,曾说,他“没用过一句山西的土言土语,但却保持了极浓厚的地方色彩;他没有用过脏的、下流话和骂人话,但却把那些剥削者,压迫者和旧道德的维护者描绘得维妙维肖,刻画得入骨三分。赵树理的语言极易上口,人人皆懂,诙谐成趣,准确生动。这种语言是纯金,是钻石,闪闪发光,铿锵作响……”,他把读赵树理的作品比作久别归乡吃到了家乡饭菜,饭菜极简单,可很适口,很解馋,放下饭碗,余味还在口。 白洋淀派特点 其一,诗意地描绘河北乡村生活,在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彩笔精绘中,染出浓郁的河北“地方色彩”与“异域情调”。 其二,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而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使得“白洋淀派”乡土小说在单纯明快中,显露出思想蕴涵的复杂性,在和谐中隐含着不和谐的内在裂隙与冲突。 其三,崇尚女性美,擅长青年女性的塑造。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其文化人格,既有传统的良善,也有特定的时代色彩。女性形象的外在容貌与内在的复杂情感,相互映衬,相得益彰,是作者理想的寄寓者或象征。 其四,以现实主义张目,但艺术的质地却是浪漫主义的,具有亲切可人的浪漫气息。 其五,上承废名、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传统,擅以诗为小说,以散文为小说,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白洋淀”派独特的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 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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