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对先帝康熙“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的政治主张颇为赞同，并学到了许多从政思想和方法，推陈出新地建起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他一面肯定先皇对外宣称“永遵成宪”，“不放稍有更张”，另一面却部分否定，暗地里改弦更张，从而实现权力的和平过渡和保持国家的长期稳定。雍正初政伊始，便施行了密折“信访”制，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信访渠道，十三年的实践证明对清雍正朝政起到了极大的历史作用。归纳为下列十点：
（一）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传统的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劫，均有规定，而雍正则出间道，混乱上下秩序，使他们互相监视，只对皇帝个人负责。密折奏事之权并非所有臣子都享有，也不依官员品阶高低而定，被皇帝所宠信才是必要条件，因此一个衙门里的最高长官也许不能直接给皇帝密奏报告，而其下僚却能密折上奏。这种设计的妙处即让所有臣子彼此猜忌互相监视、牵制，他们为保住禄位，唯一的就是对皇帝个人效忠到底。雍正还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挑拨离间，分化瓦解，让他们相互监视。雍正二年十一月，在湖南巡抚王朝恩奏折中朱批：“即隆科多、年羹尧亦不能致汝祸福也，二人就曾在朕前奏汝不可用。”雍正二年十二月，在河道总督齐苏勒奏折中朱批：“隆科多止论尔操守平常，而年羹尧前岁数奏你不能料理河务。”雍正三年二月在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折中朱批：年羹尧曾“奏你不称云贵总督之职”，“若有与你作梗为难，只管密以奏闻”。在雍正麾下互相告密被视为他们职责之一。在给皇帝的奏折内附奏机密要事，主要是揭发一些贪官污吏的不法行为以及民情动向等等，这些密事只有皇帝一人知道，从而使官员们处于相互监督、彼此牵制的境况。如广东文武官员都在相互监视中，如下图。人人自危，严防了官欲的恶性膨胀和腐败行为，同时也使政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
（二）督抚等大员不能擅权。康熙年间，省巡抚要革职县令是常事，到雍正年间则不同，山东有一个县令，得罪了地方巡抚，这个巡抚就想革除县令，就给雍正上奏折，言此人不称职，请求皇上免去他的县令之职。前两份奏折就依他，雍正收到第三份奏折时，勃然大怒，就朱批：“他究竟与尔有何仇隙，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县令不就是在你母亲祝寿时只给你送了一双鞋吗？现降你三级，我升他三级！雍正对群臣不称旨之举，滥发天威，严责痛斥，不留余地。在广州左翼副都统吴如泽奏折上朱批：“胡说，看你有些疯癫。”在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折上朱批：“无耻之极，难为你如何下笔书此一折。”在陕西巡抚西琳奏折上朱批：“汝扪心自问，何为立于天地间也，满洲大臣官员之不廉无耻见小之愚风，再不能改革，朕实不解。朕闻此奏各处访问，你虽无大贪之处，小取挟私之事，不可枚举。总言福量浅薄，担荷不起朕恩，满洲为面着汝等畜类不如，良心丧尽之人坏尽矣!” 雍正朱批御旨常常出现“混账”、“糊涂”、“狗彘”、“恶种”、“愚顽”、“卑鄙”、“滥小人”、“厚颜无耻”、“可笑之极”、“岂有此理”、“庸愚下流”、“草率孟浪”、“禽兽木石”、“朽木粪土”等激言骂语。雍正五年、六年，退职的原礼科给事中、山西学政陈沂震，原翰林院侍讲、江西乡试主考官、山西学政廖赓谟，被人告发放考时贪赃受贿，雍正命前者出银一二十万两助修吴淞江；命后者出银八万两疏浚苏淞河道，另出银二万两送直隶正定府助修城墙。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被人告发“纳贿营私”，资财累万，雍正断然将其处以斩刑。雍正通过密折“信访”资源，掌握了臣工的“软肋”和一些罪证，大小官员战战兢兢、朝不保夕，对雍正更加敬畏。雍正通过密折“信访”渠道，洞悉、掌控全局，即使是一些封疆大吏，也不敢专权擅权，兢守职权。
（三）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恐暗中被检举。对于百官臣僚来说，朱批密折的存在可时时给他们以震慑作用。每个官员上奏皇帝时，密折内容和朱批都不为外人所知，因此，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每个官员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行时时反省，真正做到清正廉明，才能保证自己的官爵俸禄，以至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雍正要求亲信和非亲信、了解或不甚了解的官员都互相监督。文员武官、上下级之间、中央派员和地方官员交互进行。文武不同途，这样互察已出了正常的范围。上级监督下级，本是应有职责；但密访密奏，不是正常考核。由此，一省大小官员均在互相监督之中。将军和总督可以密报提督、巡抚；提督、巡抚对总督，也要按皇帝的要求提供所需要的情报。封建政治尊卑统属，督察参劾均有定制，而雍正却随心所欲地混乱上下次序。一方面皇权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巩固，另一方面臣子们却处于恐被暗中检举的境地中。通过密折“信访”渠道，雍正帝把整个官僚机构紧紧把握在自己手中，只要他大笔一挥，百官就得围着他团团转，使自己成为全面官僚机构运行的轴心。
（四）露章有所瞻顾，不敢直言，但密折中无此顾虑。上密折是特权，权力即义务，臣子们密奏的内容千殊万别，上自军国重务，下至身边琐事，无所不包。要求各级官员都应当遵循密折制，鼓励他们每日上一道密折，要事无巨细，详略得当。雍正在密折上做朱批，对所言正确，他即采纳推广，说之不妥，便把折子扣压，并不将其批转给朝臣，这样就能使官臣们放言无忌，不心存疑虑了。雍正用密折“信访”渠道，广采舆论、时加访察和乾纲独断，执政制策用人决策时就会更加符合民意和执政实际。
（五）有所兴革，君臣间预先私下协议，不率尔具题，有缓冲余地。如有所兴革，君臣间可以通过朱批密折私下预先协议，不率尔具题，在立法用人之前，留下了缓冲余地。对雍正帝而言，朱批密折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雍正元年，拟擢贵州布政使毛文铨为巡抚，咨询云贵总督高其倬，高复奏：“(毛)老成谨饬”，“历任多在边省， 颇悉夷土情形。贵州省小，多苗情之事，可以办理”。毛遂擢为巡抚。但皇帝并不放心，一再向贵州威宁镇总兵官石礼哈打听：“毛文铨居官如何之处，据实奏闻。”“毛向日居心行事，并近来吏治如何之处，据实折奏以闻。”石与毛有隙，复奏：“抚臣毛文铨是事事怀疑，时时猜忌，近日臣闻得毛文铨悖理之事甚多。毛文铨在云南布政司任，前督抚臣俱贪婪不堪，毛文铨身为方伯大员，并不能自主规模，惟随声附和而已。所办军需亦不能无冒销之弊。”三年六月毛文铨陛见，雍正面试后，顿然改观，以为毛甚为干练，与舆论之恶评异。遂将毛文铨调任福建巡抚。此例证明：雍正考察臣僚必广采舆论，对于人物的品评和使用，非固定不易，认为操守、习气会随时而变，应不断观察、考核；为先私下协议留下缓冲余地，但雍正最后有时则独排众论，乾纲独断，定下决心。
（六）以朱批为教育工具，藉此训诲，亲近教化臣民。雍正对臣子时而无微不至、无所不至，“凡请外用大臣陛辞，朕不忍别，至于落泪者，惟卿一人耳”，“好生养着，不知你吃酒否？若饮可戒之！”专制王朝，“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而捧读这样深情款款的上谕，做臣子的哪有不感激涕零誓死效忠的？雍正六年六月，田文镜上密折云：所辖河南府孟津县居民翟世有，拾得陕西棉花商人秦泰银一百七十两，归还原主，并不收谢。田的折奏获朱批：“小民慕义乃属可嘉可喜之事，有旨谕部矣。”不久特颁上谕嘉奖：此“风俗休美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也，朕心深为嘉悦。”一个多月后田文镜复折奏，卖面贫人陈怀金、拾得江南羊客王盛银二十四两八钱，全数送还，力辞酬谢云云。朱批又称赞：“细民美行叠见豫省，诚所谓瑞事也。另旨谕部。”此后，各地长官相继效尤，如七年九月，署理直隶天津总兵官管承泽折奏：文安县居民卢尚义妻梁氏，拾得银六两五钱，交还失主。雍正特谕内阁，命赏米、布定，并给匾额，以施良淑。雍正利用臣工奏折作为宣传载体，即使用是鸡毛蒜皮大之事，也作朱批，以此训导臣工教化民众。他深信自己亲口面谕或朱批，会对臣工万民起到莫大的启发、鼓舞、教育作用。
（七）臣工得朱批之鼓励，益自激励上进。一是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更是一种荣誉。现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三十二年的奏折。当时有资格上奏的只是由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他们大多是皇帝家臣。如江宁、苏州织造什么的。终康熙一朝密奏者只有百余人。而雍正朝却多达1100多名，逐步扩大到各省督抚、藩、臬、提、镇等。何等官职才有资格密奏，谁也说不清。与其说依品级，不如说视与皇帝的关系而定。到了雍正后期，甚至连知府、同知副将等一些微职也可特许准奏。有密折专奏权的不一定是大员,有高官显贵,也有微末、芥子之官,星星点点遍布全国,分不清谁拥有这种权力。谁要是卖弄或暴露自己拥有密折权,密折权很快就会被雍正剥夺掉。二是对所密奏之事，能得到朱批中称赞和鼓励，更是一种荣幸和荣耀。雍正善于抓住臣工们的心态，对重要的臣工和要事给予很高警觉和关注的同时，在密折上御批一段关怀、鼓励和赞语，让臣工们对雍正心存感动和感激，更加卖力孝忠于雍正。雍正通过密折朱批，对群臣极尽笼络之能事。曾对宠臣鄂尔泰朱批道：“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朕实含泪观之。卿实可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页。朕实嘉悦而庆幸焉。”对宠臣田文镜朱批道：“卿之是即朕之是，卿之非即朕之非，其间有何区别？”对其它官员也透着亲近。如在湖广岳常道杨晏奏折上朱批：“是何言欤为？如何教朕料理起你家务来了，如此撒娇儿使不得，你弟兄们共商量速完结好，可惜你们功名与朕恩典。”在山东登州总兵官黄元骥奏折上朱批：“知道了，你去年来少觉有点老景，打起精神来做官，若以年老废弛，使不得。”在宣化总兵官李如柏奏折上朱批：“朕安，闻你吃酒任性，若如此，大负朕恩，自暴自弃矣，当惜自身，可惜下半世功名人品。”这样的朱批对人臣来说能不对皇帝忠心耿耿，更加鞭策自己职守敬业、努力上进？
（八）人才之登进、防黜，藉密折预作安排。雍正朝的密折不但用来陈事，还用来荐人。于官员的登用、陟黜极为留意，他曾一再透露：“朕惟治天下之道，首重用人。”雍正考察地方的吏治，着重点是对地方的官吏的考察。他给官员授权，允许越境奏事；可以越级监视，上下牵制，这种方法使雍正了解了很多的情况。诸如地方政事的好坏，官员中谁认真负责，谁搪塞敷衍。也使为官者人人震慑，不敢轻蹈法网。但是，雍正很讲究体制，他不允许下级超越职权。他一再告诫臣子：“今许汝密折奏事，切毋籍此挟制上司，而失属官之体。”雍正的亲政也让人惊叹。秦始皇一天要看420斤书，时为竹简书。康熙也很勤政，但雍正留下来的朱批谕旨来看，县令以上的官员就任时他都要亲自面见训谕，并把对臣子印象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这等级不交存礼部，不存个人档，只作印象而已。待下次在谕时再作比对。这说明雍正通过密折和面考，对人才之登进和考察更加注重。
（九）自奏折中可窥知臣工之居心。雍正情报网监控的主要对象是臣子。雍正以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因而他对官员要不时体访，防其改节，窥知臣心。广州提督王绍绪系宠臣鄂尔泰所荐，雍正也曾予以“明敏稳妥”的考语，但他疑惑王绍绪“偏于养柔，恐不能克胜现任”，因此命广州将军石礼哈“留心探听，便中据实奏闻”。石礼哈对王绍绪不错，说他：“念念不忘圣恩，志洁行清，勤于办事”。雍正仍不放心，再向两广总督、署理广东巡抚调查，直到再一次证实王绍绪操守极好，这才罢休。为了一名提督的任用，他不惜劳动众人。又如傅泰，不但监视王绍绪，还访察过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广东按察使娄俨。照此说傅泰所得的宠信应该是很高的，但是，傅泰又何尝不受他人监视？从《朱批谕旨》可知，王士俊和广东总督郝玉麟都负有密报傅泰行止的使命，目的考知臣工之居心。雍正常勉励大小官员：“为人只要清晨出门时抬头望天，至晚归寝时以手扪心，自得为人之道矣。”天，即是天子，即是雍正，雍正极具威慑力地要求大小官员每一件事，都要抬头看天，扪心自问，是不是忠于雍正。在这样险境丛生、祸福莫卜的环境中，大小官员诚惶诚恐、人人自危，纷纷以谨慎自励、以雍正奴才自居，不敢错言一句话，错行一步路。
（十）广耳目，周见闻，洞悉庶务。官僚王云锦元旦在家里与亲朋好友打叶子牌，不知怎么丢了一张。第二天上朝，雍正询问他新年假期做了些什么。他从实回奏，雍正点头称是，说他细事不欺君，不愧为状元郎，随手从袖中把那张丢失的叶子牌掏了出来，王云锦惊骇有加五体投地。雍正用耳目以获取真实情况其手段是非常厉害的。探究雍正密折“信访”制的施行，起因有三端：一是政体上的原因。清代以族国立制，皇帝是臣子的最高主子，家臣效忠主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官员以取得与皇帝进行私人通信的资格为荣。二是受当时的政治形势所迫，这是直接的原因。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在雍正初年的延续，造成了雍正了解民间动向的迫切性，也增加了他严格控制官僚们思想行为的自觉性。三是集权的需要，这是最本质的原因。“君主专政时代，人君深居九重，与外界隔阂，政事则委诸大臣，但又恐所托非人，为非作歹，贻误苍生，甚或生觊觎之心，危及江山，因此不得不广布尔目，以周知庶务，通达下情。”高高在上的皇帝并非高枕无忧。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都有一种危机感，生怕臣子不忠，生怕佞臣篡权，对每一点星星之火都要防微杜渐，随时扑灭，以免失去控制，形成燎原之势。历代的特务机关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最有名的当推明代的“厂卫”，其荼毒臣民的残酷和恐怖令人谈虎色变。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公开的任用特务，不得人心，且目标太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下情不能不周知，耳目不能没有。有此殷鉴，雍正所建立的情报网特别是密折“信访”制度，才有更多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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