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政局如同一滩浑水让人难以琢磨，但如果以咸丰帝驾崩以后的权力走向看，似乎又非常清晰。从咸丰到同治，再由同治到光绪，以至末代皇帝溥仪的这段历史中，满清宗室之间的权力争夺日益严重，这种斗争不仅是影响皇权的根本原因，更是晚清政治格局产生分化的内在驱动，溥仪能够当上末代皇帝，也完全是权力斗争后的产物，这种围绕权力的斗争最终是要回归到宗法体制里，载沣摄政，溥仪即位的配置是合理的。
“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爱新觉罗宗谱》
清朝是在康熙年间学习汉族习俗，给皇家子孙录入辈分时以字列入名中，康熙列出子、孙、曾孙的辈分，即胤、弘、永。所以康熙帝之子雍正帝的名字为胤禛，孙子乾隆帝的名字为弘历，曾孙嘉庆帝的名字为永琰。乾隆帝作为一个文化修养很高的皇帝，当然是在世的时候就以自己的诗词为后人立下辈分，他所立下的则是孙子辈的绵、曾孙辈的奕、玄孙辈的载。到了道光皇帝，又续“溥、毓、恒、启”四辈。
这里可以很清晰的看出，自咸丰帝奕詝去世以后，清朝的皇帝由咸丰皇帝子侄辈的同治帝载淳、光绪帝载湉，孙子辈的宣统帝溥仪先后继承。这里就有人提出了两个同辈分的宗室继承大统之后，再以载之辈为帝不符合宗法，且指出这是江山无后的象征，对大清国祚不利。其实清朝的大统继承并没有完整的体系，他们也并没有像汉族王朝那样“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终弟即”，所以在影响国祚这个层面并不适合做出这等判断。
纵观清朝的帝位继承，从努尔哈赤到康熙皆是由皇室贵族推选，也可以说是议政王大臣会议拟订。而康熙帝本有效仿汉族王朝立嫡长的继承办法，但所立嫡长子允礽并非理想人选，废除之后才有了四子雍正帝，且在此间还引发了清朝有史以来最大的夺储斗争——“九子夺嫡”。所以立嫡长并没有在清朝得到贯彻，反而是夺权成功的雍正帝发明了一种秘密立储的制度，即挑出皇帝的意中人，写好名字藏于乾清宫正上方“正大光明”的匾额之后，待皇帝驾崩之后取出匾额后的圣旨便知道谁是储君。这种制度除了乾隆皇帝没有遵守以外，一直沿用到了道光一朝，咸丰帝就是秘密立储的最后一位清朝皇帝。
“一子两祧，为乾隆间特制之条，所谓礼以义起也。道光间议定服制，大宗子兼祧小宗，则为所生父母斩衰三年，而为兼祧父母齐衰不杖期。”——《俞楼杂纂.丧服私论》
而咸丰帝去世时只剩载淳这一个独苗，故而同治帝的皇位并没有什么争议，但同治皇帝有一个孩子在嘉顺皇后肚子里时便夭亡，且有传言是被慈禧害死（同治帝为慈禧亲生，本人并不相信此传言），所以到同治帝去世时无子，皇位空缺时便有了载湉即位，这个即位就出现了很大的争议。从努尔哈赤到同治帝，清朝前十位皇帝皆是一脉相承的儿子辈儿继承，尚未出现过“兄终弟及”的现象。清朝由于宗室、觉罗多享有爵位承袭，故而在无子嗣继承爵位的问题上诞生了另一种制度，即兼祧制度。也就是一个男子同时继承两家宗祧的制度，这种制度有效的弥补了清宗室无后的尴尬窘境，这一制度用在皇位继承上的首例便是光绪，所以光绪的情况并不是汉族的“兄终弟及”！
此时是有人提出立溥字辈儿的溥伦、溥侃为帝，但慈禧的态度是“溥字辈无当立者”，因为此时的溥伦还是个婴儿。溥字辈儿不当立其实在年龄上说得过去，但此时的载湉也只是个四岁的孩子，立一个四岁的孩子与立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又有多大区别呢？所以慈禧太后在与军机大臣争论溥字辈该不该立的时候说了句“此后垂帘如何”，这才是慈禧太后的动机，因为她在同治帝冲龄即位以后有过垂帘听政的经验，也因此获得了同治中兴的“丰功伟绩”，权力的欲望不会让她就此罢手，反而更是她独掌朝政的又一次机会。
在同治帝即位之前，清朝的政坛充斥着三股势力，一则顾命大臣派，也就是咸丰帝临崩之前安排的辅政八大臣，其中包括宗室亲王和军机大臣，此为政要加宗亲的辅政体系；二则是帝胤派，我们可以理解为远离辅政体系的宗亲权贵；三则是帝后派，即以两宫皇太后为核心的联姻势力，或者外戚势力。由于咸丰帝去世前留下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和懿贵妃（慈禧），并下诏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所以慈禧联合慈安，拉拢帝胤势力对付八大臣，随即发动了辛酉政变，继而由御史董元醇奏清皇太后进行垂帘听政，并派恭亲王辅政。咸丰皇帝留下的辅政体系瓦解，进入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