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7-09-01
周末，闲暇，在办公室整理近十年来，近二十年来与前辈们的往来信件。细细读来，慢慢品味，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当年与专家学者“交流”的场景，当年写信求教以及接到回信后阅读的激动心情依然历历在目。 为了探索治疗过敏性鼻炎除药物之外的另外一条途径，即翼管神经切断术，我写信求教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刘运章教授，刘教授不仅及时回信，还把住宅电话告诉我，以便联系；为了申报一项治疗鼻炎的科研课题，我写信请原湖南医科大学湘雅医院曹兆振教授指正，曹教授及时审阅材料，还回信建议阅读相关的参考书目和杂志论文；为了探讨治疗鼾症的新方法，我冒昧求教于上海交通大学瑞金医院孙济治教授，孙教授回信指出，对于腭咽部没有明显狭窄的鼾症病例，建议测量后气道（POSTERIER AIRWAY SPACE），如舌根与下咽壁之间的距离（正常不小于8毫米）；为了审阅一篇我自己写的文献综述的初稿，我写信求教于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肖轼之教授，肖教授及时答复并附上一封字迹工整堪称书法的回信；为了搞清楚鼻硬结症的病理图片，我写信求教于原武汉医学院病理教研室的武忠弼教授审阅，武教授两次答复使我最终搞清楚了这一问题，相关文章刊登在临床与实验病理学杂志；为了高效率做好博士研究生考试复习工作，我冒昧写信咨询解放军总医院姜泗长教授，姜教授仔细回复并附阅读参考书目，...。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以上所提及的教授中，有些已经离世，但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文字的东西，更是一种治学的精神，一种传承。“不思量，自难忘”。让我们年轻的一代向前辈们学习，从心灵深处感受前辈们的精辟论述，感悟他们的人生轨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把工作做的更好。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