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古文<直书>的翻译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是刘知几的《直书》吗？
原文：

夫人禀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别，曲直不同。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 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然世多趋邪而弃正，不践君子之 迹，而行由小人者，何哉？语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故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乱君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言之若是，吁可畏乎！
夫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如董狐之书法不隐，赵盾之为 法受屈，彼我无忤，行之不疑，然后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夫世事如此，而责史臣不能申其强项之风，励其匪躬之节，盖亦难矣。是以张俨发愤，私存《嘿记》之文；孙盛不平，窃撰辽东之本。以兹避祸，幸而获全。足以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
然则历考前史，徵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案金行在历，史氏尤多。当宣、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至习鉴齿，乃申以死葛走达之说，抽戈犯跸之言。历代厚诬，一朝如雪。考斯人之书事，盖近古之遗直欤？次有宋孝王《风俗传》、王劭《齐志》，其叙述当时，亦务在审实。案于时河朔王公，箕裘未陨；邺城将相，薪构仍存。而二子书其所讳，曾无惮色。刚亦不吐，其斯人欤？
盖列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於今称之。与夫王沈《魏书》，假回邪以窃位，董统《燕史》，持诌媚以偷荣，贯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其高下也。
为你翻译如下：
人遵循“五常（仁义礼智信）”，士人有各种行为，有邪有正，有曲有直。如果是邪的、曲的，会被人看不起，因为那是小人的做法；正直的，则被人尊重，因为那是君子的做法。然而世人大多都趋于邪曲而放弃正直，不践行君子的做法，而遵行小人的行为，为什么呢？俗话说：“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正直的人死了没人管，不正的人反而做大官）”所以人们宁可顺从它来保平安，也不违逆它而受害。更何况写史书的目的，就是劝诫世人，树立好风气。遇到贼臣逆子，淫乱的君主，如果毫无顾忌地记下他们的事迹，不掩饰他们的过失，那么就会让他们的臭名流传一个时代。这样直言不讳地写历史，岂不让人敬畏！
如果社会环境允许直言不讳地写历史时这么去写就不会有问题，如果环境不允许时这么去写就会有凶险。比如董狐（春秋时晋国的史官）写史不隐讳真相，赵盾因为这种记史原则而蒙受屈辱，他们没有犯错，坚持“直书”，最终成就了“良直”的名声，名传今古。比如齐史记载崔杼弑君，司马迁写出汉武帝的过错，韦昭在东吴秉直记事，崔浩写史犯了魏国的忌讳，他们有的被处以刑罚，被当时的人们嘲笑；有的写成的书埋掉，没有流传给后人。世事就是这样，却要责怪史臣不能保持强直的性格，坚守不折腰的气节，实在是强人所难了。因此张俨发愤，私下背诵默写保存下了《嘿记》；孙盛心中不平，私自撰写了《晋阳秋》寄到辽东以存其真。以此来避祸，有幸是史实和自身都得以保全。这足以证明世道多么艰辛，也了解了史书实录的难得。
然而，考察从前的史事，求证于实录的言语，虽然有古人的糟粕，真假相杂，但只要沙里淘金，有时还是能收获宝贝的。考究魏晋（金行：晋朝）更替，历史事件特别多。当晋宣帝（司马懿）、晋景帝（司马师）开创晋朝基业之初，曹氏和司马氏政权交替的时候，或者司马懿在渭南和诸葛亮相持，被诸葛亮的遗计击败；或者魏帝曹髦云台发兵讨伐司马昭，反被成济刺杀。陈寿、王隐，都闭口不说话，陆机、虞预，也停笔不做叙述。到了习凿齿，才有了死诸葛退走活仲达（司马懿）、成济持刀刺杀魏帝曹髦的记载。历代的欺骗蒙蔽，这时才澄清。考究习凿齿的记事，大概就是近代遗留下来的直录精神吧？再有宋孝王的《风俗传》、王劭的《齐志》，他们叙述当时的事情，也都务必细究真实情况。考究当时北魏的王公贵族后裔，依然当政；北齐的将相，先人遗业仍然还在。而这两人写他们忌讳的事情，竟没有一点害怕。不畏强暴，大概就是这类人吗？

烈士舍身求名，壮士看重气节，宁可做兰花被折、玉石被碎，也不愿做被保全的瓦。像南史、董狐依仗正气真实记载，不避强暴；韦昭、崔浩尽情秉笔直书，不迎合强权。虽然在保全自己防备受害方面有所不足，但是他们留下芳名和功业，人们到现在还称道他们。与王沈写《魏书》，凭借邪曲的笔法窃取官位，董统写《燕史》，用谄媚的记载来获取荣华（相比），前者上贯直冲三光，后者却直下九泉，（即使这样说）也不足以说明他们的高低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