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11-18
引自《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若干主要学说发展略论bai》 古典经济学派 本节所指的古典经济学是在重商主义衰落之后,作为欧洲国家的新兴的产业资产阶级意识,而继起的统治经济思想.经济自由主义是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基础.古典经济学成为欧洲国家的统治经济思想的时期也是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受到挑战的黄金时代.
17世纪末以后,旱期的资本主义渐发展为成熟的产业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以营利为目的的大规模农场代替了过去小农耕作.在工业方面,生产技术的发明,大大增强生产力而手工工场向机器工厂的过渡,更在生产组织、管理方面,促进了社会化大工业的发展.不同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渗入一切经济领域,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经济基础的改变引起各方面意识形态的改变.
在这新历史情况下对于国家的观点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过去家长伦理观的国家相对立,出现了国家契约论.国家契约论的首创者是盂德斯鸠（C.L.Montesqieu,1689一1755）,卢梭（J．J．Rousseau, 1712一1778）,洛克（T. Locke, 1632一1704）.国家契约论者认为国家没什么超人的属性：国家或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人类文明进化,集居逐渐形成了群体组织,终于成为社会.国家.个人为达到某些公共生活的目的,主动地,同意限制自己的天赋权利,把它交给国家于是构成国家与个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这关系是自由的契约关系.在这契约关系中,主体是个人而不是国家.
由这思想引伸而同在的,就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以个人为主体,而认为个人有下列的特点.个人的第一,特点是利己.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可最终归结为自我保存.由自我促存就发展为利己.利己成为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霍勃斯（T.Hobbes,1585一1679）甚至认为对人的同情心都是利己自私的伪装表现.第二,就是理智.认为人类一切行为都基于清醒地、理性地、沉着地、成熟地对于事物的估计,以取得最大的利益.这就为后来最大化理论提供了思想的来源.第三,是惰性.如果没有利可图,或无害可避、或得不偿失,人们就失去动机,懒于行动.第四,原子主义,认为个人是一个基本实体,社会只是个人的总和.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机制只为有用于个人而存在. 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上述的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成长起来的.它的基本任务是反对封建制度.但逐渐成熟起来的产业资本要求给予资本家以在最大的、没有阻碍的市场中寻取利润的自由；它在表面上似乎更反对重商主义.它反对重商主义又从反垄断入手.经济自由主义,作为产业资本的哲学的胜利,和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胜利,是同步发展的.亚当·斯密（A.Smith, 1723一179O）,李嘉图（D.Ricardo, 1772一1823）,奠定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础；约翰·穆勒（J．S. Mill,1806一1873）,巴斯夏（F·Bastiat,1801～1850）等后古典派经济学家对之力口以发挥.19世纪初起直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既是竞争的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无可争议的思想统治时代.
在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若干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支柱的信条.这些信条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和完善市场神话的信条上.古典经济学家和一切经济自由主义者都深信这假定的可靠性从而认神话为现实.因此,有必要对于“完全竞争”作一解释.“完全竞争”要具有若干的条件.第一,每一商品的供求双方都具有众多的供应者和购买者,而每一供应者和购买者和能提供和购买的商品部只构成本商品总供求量的6、部分.第二,任何生产者都有毫无困难地力口人或退出生产的自由.第三,投入各生产因素和产出商品必须具有同一性,以便卖者可在不同生产单位的产品问作出自由选择.第囚,将来供求的情况是确定的.第五,供求双方对于市场情况了解的知识是完全的.“完全竞争”造成了一个完善的市场,完全的市场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依据.亚当. 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起了“完全竞争”在完善市场中的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个理论支柱是公私利益的协调性.经济自由主义认为利己是人类的天性,从而是无可指摘的.但是如果利己便必需损人,则为利己主义辩护者就难于为辞了.公私利益协调论,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第一个理论支柱是在亚当·斯密的著作中得到最充分的表达的.
斯密的逻辑思路也是从利己心出发的,首先认为利己是符合于人性的,但在他著作中,利他的人性论都首先得到表达.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发表于1759年.在探讨伦理问题这本书中,他所阐述的却是人类同情心,利他主义.而利己主义却在上书出版17年之后的1776年发表的作为一本探讨经济问题著作的《国富论》中才得到详细的说明.斯密的思路是这样的：人性中有利己的一面,但又有同情心和利他的一面.在经济行为中,利己是主要的动力,但为了利己,人们不得不同时利他,故在经济行为中,利他不出于同情的一念而仍然出于利己,这当然不排斥在别的行为中人们可以单纯地出于同情心而做了利他的事.但二者的结果是一致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得到协调.在这协调机能中,“一只看不见的手”起了作用.因为在“一切都听其自由”的社会里,“人们受到“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 往使他比在真正出于本意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国富论》下卷27页）.实际上,”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协调公私利益方面的作用,在《道德情操论》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虽然“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并不限于在协调公私利一事中,起了指导作用.
经济的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理论支柱是市场自动调节性.它论证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里,市场中各方力量会自行调节,自行运转,无须任何外力,如政府,加以干预以自动地达到一个理想的均衡.
这个信条的特别重要性在于它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存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19世纪初已经出现了产品过剩危机的现象.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接受詹姆斯·穆和萨伊的说法,认为在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条件下,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不可能的.他的主要论证就是市场有自动调节的能力.主要依据有两条,一条依据是,萨伊所说的商品是以商品来购买,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买和卖是统一的,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因此,买卖一定相等,生产出来的商品一定都有销路.第二条依据是,李嘉图自己所笃信的投资和储蓄的一致性.他认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总是消费；投资是一种生产消费；储蓄只是为了投资作准备的手段.上面两个论据都是以自由市场为前提的.
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三个理论支柱是生产的合理性.它论证,在一个完全竞争自由市场中,交换双方力量的竞争终会达于一个均衡,体现为一个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会指引不同产品的相对生产数量和生产因素在产品生产中的最适度分配和天然资源的最有效利用.换言之,即在生产上,要求达到社会生产效益的最大化.这问题在19世纪上半期没有在当时经济学家中得到注意,而只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然价格”理论中有了初步的说明.生产效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边际主义理论盛行才得到充分的重视.
经济自由主义的第四个理论支柱是分配的公平性.上面三个理论支柱涉及者都只在于生产、交换、消费各方面.这个支柱涉及者是分配的问题而分配的公平与否恰是社会中各阶级权益矛盾的关键.再具体点说,这就是如何对待各种不劳而获的问题.
可以说,在19世纪上半期,古典经济学家和后古典经济学家没有为这一理论支柱,提供任何可足称为辩解性的论证.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具体触及分配的问题.斯密和李嘉图都主张劳动价值论.但劳动价值论对于这一理论的论证是不利的,因为它都不能为地租和利润提供辩解.斯密认为地租是对社会产品总价值的第一扣除,利润是第二扣除.但为什么可以允许扣除的存在,斯密并没有作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李嘉图承认利润和地租是对立的,而他认为地租是不劳的收入.对李嘉图学说提出挑战的人们更有力地指出,既然,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劳动创造一切价值,那么一切劳动成果应该归于劳动者所有.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地租和利润占取了劳动的成果,经济自由主义不造成一个公平的分配制度.
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为地租利润合理论的辩解作了一个初步的尝试.李喜图之后的经济学家为这一尝试作了引伸.他们的手法,简单他说,就是把劳动价值论扩大为成本价值论,把土地、资本和劳动并列为生产要素,从而成为成本的一部分.于是地租、利润就成为对土地资本这两生产要素的合理报酬.萨伊的三要素论实开19世纪下半叶的以生产力论为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的先河.缺点是他提出命题而缺乏理论论证.西尼尔节欲论把利润作为资本家牺牲消费以累积资本的报酬.这实际上,只是在萨伊的理论的边沿工提出了一个辅助的理由.因为这一时期的经济学者未能找更好的论证,萨伊和西尼尔的观点仍然为一般经济学家所勉强接受,以作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不大满意而聊胜于无的支柱.而有的经济学家,如约翰·穆勒,不能不承认生产方面的经济规律是自然的而分配方面的规律是人为的.人为的规律是可能有缺点,但是也是可改变的.对于当时的分配制度,穆勒认为是有缺点的.他主张国家在这一方面可以进行一些干预,采取一些改良的、改革的办法,以缓和在分配中各不同社会利益集团间的矛盾.实际上,穆勒在分配这一问题上对于干预主义作了一些退让,尽管总的说来,他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