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7年，立志要做一名优秀木匠的明熹宗在一次玩水中不幸溺水，留下了他心爱的木工事业，撒手去了。年仅十七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接过了大明朝这个烂摊子。
说烂摊子，也许不够准确，这时的大明朝已经是千疮百孔、病入膏育了。
首先，长期以来形成的魏忠贤和客氏的阉党集团已经尾大不掉，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利益格局已经形成”，要想破冰改革，必须出狠招、下毒手，从严从快从重刻出这团毒瘤。但何其之难!阉党势力遍布宇内，魏忠贤号称“九千岁”，干儿子不计其数，大好一个活人甚至被各地党徒立了“生祠”，面对这样一个有枪有人有理论的政治集团，年轻的皇帝怎么办?
向东北看，这一时期后金政权经过萨尔浒大捷，已经成了气候。后金多次袭扰大明，在山海关和明朝展开拉锯战，把明朝政府打得焦头烂额，甚至绕道喜峰口直扑北京城，一跃取代蒙元成为明朝的心头之患。
更要命的是，崇祯皇帝倒了霉运，碰上了几百年不遇的旱灾蝗灾疫灾。这场大旱发生在1637-1643年，受灾范围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近五百年所未见，是一场能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一场特大旱灾。
在大旱初期，黄河流域就发生了人畜饥谨的现象。等到早区扩展到苏、皖等地，就有人尽相食的现象。到了1640-1641年，庄稼绝收，禾苗枯尽，但凡能吃的，什么树皮草木兽皮蚊蝇都被吃光了，道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尸体。在甘肃大面积的早区，人们易子相食;陕西一带“木皮石面食尽，父子夫妇相剖吠，十亡八九”;河北、山东一带，饥民大量逃亡，许多村子早上还有炊烟，中午就人死火灭，无人村比比皆是……
旱灾倒也罢了，万历朝开始，一直到崇祯，中国又发生了大规模鼠疫。有关资料介绍，明代万历和崇祯的两次特大鼠疫中，华北三省至少死亡一千多万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北京周围的人仍然能够回忆起这两场大规模疫情，可见当时祸之惨烈。
旱灾、蝗灾、鼠疫、战乱……这些倒霉字眼天天萦绕在崇祯的脑子里。为了筹集抵抗后金、抵抗灾情的银子，崇祯不得不加重赋税。但老百姓已经混到这份上了，还能给崇祯皇帝再掏出一个子来吗?
没办法，饿得前胸贴后背的灾民没钱买馒头，也没钱给孩子买奶粉，更没钱给老婆买漂亮衣服，眼冒金星之际，还要忍受官家催粮催税的惊扰。委屈!窝火!满嘴都是口腔溃疡，一怒之下，拎着板砖反了!带头大哥，唤作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
大明朝的锦绣河山一片鸡飞狗跳，大明朝股份无限公司的文臣骨干员工不仅不思与国赴难，反而一个个盘算着自己的小九九，不是贪污救济款，就是克扣军晌，成天琢磨着怎么糊弄崇祯这个冤大头。
眼看着大明朝已经成了百足之虫僵而不死，被寄予厚望的崇祯皇帝，到底是不是回春圣手?
朱由检临危受命，要拯救朱明王朝于危卵。他首先从当时最首要的政治任务—诛灭阉党入手来革新政治。
第一步，他以雷厉风行的手段清理了宦官魏忠贤和客氏的阉党二百六十人。动作之快，力度之大，让阉党瞠目结舌。第二步，还没等魏忠贤反应过来，就被贬到朱明王朝的发源地安徽凤阳去守陵了。第三步，看到魏忠贤真个赖在那里并不领会圣意悄悄自裁，朱由检也毫不客气地一纸文书宣布逮捕魏忠贤。老魏一看，他要是不死，小皇帝肯定不会善罢甘休。没办法，自裁吧，这起码能保住全尸。随后魏忠贤捡了根绳子悬梁自尽了。也是，吃也吃够了喝也喝够了玩也玩够了，谁让他时运不济碰上了崇祯呢?要说这崇祯皇帝真有股子斩草除根的劲。老魏上梁后，他命令将其尸体碟尸，也就是千刀万剐。可怜魏忠贤袅雄一世最后连一点小小的保住全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阉首已死，其他逆党更不在话下。有的被处死，有的被发配戍边，有的被投入大牢禁闭终身。另一头，崇祯也没闲着，他大力开展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运动。天启年间被阉党罢免的官员现在都官复原职，同时他三令五申禁绝朋党，严厉明令大臣不能结交宦官;同时对官员进行全面的考核，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赠尚方宝剑，将对满人作战、收复东北失地的历史重任全部委托给他。
这一切，朱由检做得干净利索、润物有声，赢得了朝野中外的一致好评，惊喜地称赞他“有圣人出”。(张溥《五人墓碑记》)
要知道朱由检当时只有十六岁。他在诛杀阉党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精明干练、缜密心思和其实际年龄远远不符，可见崇祯的天资确有过人之处。面对危机四伏的朝政，他绞尽脑汁想办法。
只争朝夕，勤政不已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阉党能三下五除二除掉，其他那些老祖宗经年累月留下来的一团乱麻可怎么办?那绝不是靠砍脑袋就能解决的。崇祯皇帝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他更加勤奋刻苦了。
每次召开的皇帝专门学习会议(经筵)上，他都毕恭毕敬地像个三好学生一样倾听着，不带打半丁点磕睡的。他还经常突击性地召见大臣，一起研讨治国良策。
崇祯通宵达旦、只争朝夕地加班工作，把支撑明朝这间破房子的重任完全扛在自己瘦弱的肩上。有的史学家曾经考据过，崇祯皇帝每天睡眠时间甚至达不到两个小时，这样的日子几十年如一日。可惜那时候没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不然崇祯完全可以荣获“世界上睡得最少的皇帝”的荣誉称号。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是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七月初九，也就是亡国之前两年，崇祯因为得了感冒，就没去早朝。这倒好，惹来内阁辅臣一顿数落.说他不该因为些许小病就耽误国家大事。崇祯皇帝十分愧悔，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和对勇于批评的辅臣的褒奖，他还亲自题写诗文做了自我批评。
崇祯的勤奋甚至得到了他的敌人的赞誉—清朝人卞持编修的《明史·本记第二十四》言之凿凿，说他在位十七年间，不近声色，内宫里从没听到过管弦之声，大公鸡还没打鸣，年轻的君主就开始伏案疾书、批阅文件了。这样，不到二十岁时，年轻的皇帝就头发尽白，眼角布满了鱼尾纹。他对女色毫无兴趣，甚至没有时间来制造下一代，成为帝王史上的一大奇观。用功的皇帝人人喜欢，大家一致认为崇祯是整个大明朝甚至中国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勤政皇帝。
崇祯就这样熬过了他十七年的皇帝日子:事无巨细，什么都得他管，每天上朝，不是看大臣相互折腾吵架，就是自己和大臣们吵架;睡觉也难有安稳日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噩耗惊喜，什么西方闯贼杀出大山了、南方献贼攻破铁城了、北方满人破城屠城了、自家祖坟让人刨了，等等，说崇祯吃嘛嘛不香可一点都不为过。
就这样，崇祯皇帝不像几十年不上朝、专爱修道炼丹的神宗，也不像到处游冶、寻花问柳的武宗。他励精图治，恨不得把一刻钟掰成五瓣使，才使气数将尽的明朝稍微有了一丝勤奋惕厉的气象，这不能不说是崇祯的一大功劳。
超级节俭，堪称楷模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从理论上说，举凡天下所有山川河流人口器物财货都属于皇帝，皇帝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只有穷奢极欲的权力，没有省吃俭用的义务。可崇祯皇帝却是个十分典型的异类。
崇祯当上明朝的一把手没多久，就下令把边防驿站撤掉，减免了官府征税;还把在神宗朝就开始在宫廷里珍藏的绝对上等的辽参卖到市场上。光这一项就换回几万两银子满足国库急需;他命令即刻停止江南织造营运，让那些只是为了满足皇帝一人物欲的制造公司全部停止运转，极大地减少了浪费，也杜绝了宫闺奢靡之风。崇祯宫廷里的全部内努都省下来充当军铜，内府里的用品好多都被外卖凑钱以备国家需要。
他严格要求自己的直系亲属不能打着他的旗号以权谋私，要以节俭的精神共克时艰。崇祯自己宫里用的器皿不是铁的就是木头的，爱妃田妃墓里所使用的器皿并没有按照规制使用金银器，而都是铁器和铜器，甚至墓里的万年灯只有最上面的两寸是油。这对难夫难妇真是夫唱妇随、知音难觅。
这么看来，崇祯也让日益膨胀的官僚机构稍微节约点，一切以国计民生为要。把节省下来的银子贴补国防，用来提高官兵生活水平，准时足额发放工资，倒是很有点生意头脑。
慷国家之慨倒也能理解，难得的是崇祯的个人生活作风。崇祯皇帝的节俭—不，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抠门”—在整个世界历 慷国家之慨倒也能理解，难得的是崇祯的个人生活作风。崇祯皇帝的节俭—不，更准确地说应该叫“抠门”—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这一项也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去冲击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么说还真不带冤枉他的。崇祯走路有个特点，就是走得奇慢，就怕走快了衣服里面的破絮飘出来有损天子威严。据目击者言，有一天讲官给崇祯讲学，崇祯皇帝不停地把溜出来的内衣破袖子塞回去，这情形恐怕也算是古今无二了。就这样，“里三年外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酷爱穿“洞洞服”的崇祯皇帝一不为赶时髦，二不为潮，不折不扣地执行自己勤俭节约的座右铭。贵为天朝之主的皇帝，竟然比老百姓还俭约，可真难为了崇祯了。
到了崇祯末年，国库已经用尽，崇祯命令内廷减膳、撤乐，宫廷里更是一片凄惶。眼看着没了军晌，前方的官兵一个个消极怠工，不肯卖命了。
崇祯没辙了。
在明朝亡国的最后一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朝，摩下百万大军枕戈待旦，攻陷明王朝的老巢北京指日可待。
面对无险可守、无兵可用的局面，崇祯惊恐万分，他决定调正在和清军作战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入关勤王。可是和兵部、户部大臣一合计，勤王款项最少得一百万两银子，现在国库的账面上只剩下不到四十万两。崇祯没辙了，他只好打大臣们的主意，让大臣们捐款充当军铜。要说这捐款，领导肯定得带头。可是大内的内努已经用尽，崇祯已经拿不出钱来了。他只好让太监徐高先去找皇后的父亲嘉定伯周奎，请他先捐出十万两白银带个头。
谁能想到，这国丈爷吝啬如铁公鸡，一听要自己做模范，脑袋瓜摇得像拨浪鼓一样，连摆着手说自己一个子也没攒下。徐高急了，心想不从你这铁公鸡身上拔下几根毛来我怎么回去回复皇上?就大义凛然地说:“老皇亲你这么吝啬，朝廷还有什么办法抗敌?等到夭下覆亡，您老钱攒得再多，又能花上几个子呢?
这话虽说得含蓄,其实分量很重。周奎没办法了，只好说那我老头子不吃不喝了给朝廷捐一万两白银吧。
就这样，在老丈人带领下，大臣们才勉强捐点钱意思意思。首辅魏藻德居官多年，敛财无数，可只拿出五百两银子充数。
也难怪崇祯气愤地说:“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他又恨恨地说:“诸臣误联。”可见这满肚子的亡国遗恨不是没有个来头。
惜民爱民，发乎真情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惹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肚子不高兴，他恨恨地说，要是孟子这个老厌物活到现在.我一定不会饶了他。农民领袖朱元璋对老百姓是这种态度，其他皇帝可想而知了。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封建皇权对老百姓残酷压榨的历史，也就是鲁迅所说的“人吃人”的历史，这在一个王朝行将灭亡之际表现得更为突出。
但崇祯又是一个异类，他一生以爱民惜民为自己做皇帝的重要职责。面对天灾人祸、连年战乱带给人民的不幸，崇祯为了表达自己的痛悔之情，也为了表达对人民的深深歉疚，屡次下发《罪己诏》，裁撤膳乐，又在内廷设坛，祈祷上天赐福。他呼唤上天不灵时，动辄面壁思过，深入展开自我批评。这份胸襟.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
比如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的闰四月，老天又一次大旱，崇祯煞费苦心地祈雨，可等了半年没见到丁点雨星子。崇祯急了，认为这是上天对自己有意见，就再下《罪己诏》，检讨自己领导无方。这篇名文，读来趣味横生，就是放在今天，也不窗为一篇居官出仕的好教材。
崇祯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是这么写的。他说:“当官不就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吗?可是现在出来当官的人都是为自己牟私利，像在和朝廷和老百姓做买卖一样。催缴钱粮税收、委派丁差、修缮公共建设……这些公事公务，当官的都要合计着怎么能捞一把。那些王公贵族，横行乡里，受着地方官吏的逢迎遮护，无法无天。我可怜的小民啊，你又怎么能睡个安稳觉呢?”(……看看《罪己诏》：“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 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段话，明明白白地表明，崇祯对民间的疾苦了如指掌，对人民揭竿而起的原因洞若观火，整个官僚体系已经失控，绝不是杀几个贪官就能解决的问题，他也对官府的敲骨吸髓无能为力了。这些《罪己诏》是崇祯体恤小民发自肺腑的心声，绝不是口是心非的官样文章。崇祯对人民的怜爱是发自内心的，直到亡国的最后关头，他也不肯放弃对人民的责任。
他在命令吴三桂紧急入关勤王时，还一再叮嘱，万不得已可以放弃土地，但绝对不要弃人民于不顾。李自成即将攻入宫中之时，他跑出宫门到了煤山(今天的北京景山公园)，找了一棵歪脖子树上吊自杀。自杀前还不忘在袖子上写血书，大义凛然地告诉敌人，可以对他的尸体随意处置，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联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联也联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联尸，无伤百姓一人。)这份爱民情怀，直到今天也叫人感佩。难怪他最大的对手李自成在他尸体前感慨不已，完全赞同崇祯的自我总结，说崇祯不是昏君，是大臣们害了他。
崇祯对人民有情有义，对藩属之国也从没有摆谱拿架子。朝鲜的李氏国君，在明朝灭亡后一直感念明朝的恩德，瞒着清朝一直私下里偷偷使用崇祯的年号，达二百六十多年，可以说是崇祯惜民爱民的一个很好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