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在当阳败走麦城后，在临沮被孙权部将俘诛，孙权将关羽首级献给曹操，曹操念其为人忠义，为关羽头配了一个沉香木身躯厚葬于洛阳。人死了，自然如灯灭。可偏偏讲究“轮回报应”的佛教看中了他。隋代时，佛教的代表人物智顗，为弘扬佛法，从浙江的天台山云游到湖北当阳的玉泉山坐禅讲经，梦见关羽玉泉山显灵，便秦请晋王杨广，封了关羽为护法的伽蓝神，从此，关羽与诸神一起被人祭拜。此至唐朝，敬祀关羽还仅限于湖北荆州一带。到了宋朝，民间故事把关羽推到了一个极致，说他“英武善战，为万人敌”，对他的人品作了这样的概括“忠义大节”，“虽高贵在前，死亡居后，不可夺也。”于是，为统治阶层需要，宋徽宗敕封关羽为“崇宁真君”。此后，历代帝王都把关羽作为忠义仁勇的化身并为之御旨加封。关羽的地位也逐渐从君到侯到王到帝圣。明朝时关庙遍及城乡。清代达到顶峰，州县街巷乡里，无处不关庙，仅北京城，关庙和以祀关公为主的庙宇共有116座。有资料表明，台湾有关庙460多座。美国纽约、日本横滨、神户、大板等地以及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印尼、澳大利亚等国也建有关庙。 民间尊崇关羽，与统治者不同，既有英雄崇拜的因素，也有禳灾祈福的心理需要。所以，在老百姓眼里，关羽是保护神、恩主公、财神爷。聚集海外的华人，兴建关庙，敬崇关羽，是寻找一个凝聚民族合力、弘扬中华文化的心理趋同。前国民党元老于佑任为马来西亚一关庙书写的对联是“忠义二字团结了中华儿女，《春秋》一书代表着民族精神。”可见，关羽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原的再生性是延续民间崇拜的基础，它在社会不断发展过程中得到创新和升华。 最早人们祭关羽，是手捧3支香，在关庙内对着关羽像，口念到求关老爷保佑平安等等祈福之类的话既可。后来，逐渐演化形成一套完整的“仪注”。据《解梁关帝志》载：“明嘉庆年间，定京师祀典，每岁五月十三日，遇关帝生辰，用牛一、羊一、果品五、帛一，遣太常官行礼。”《清史稿》也有“每岁春秋并五月十三日致祀”关羽的记载。可见，明朝时，已将关羽祭祀纳入了国家祀典的范畴。不过，当阳的关陵庙祭祀与之有所不同。明清时，当阳关陵施行的是春秋两祭。春祭为四月初八日（关公封爵日），秋祭为九月十三日（关公升天日）。民国年间，关陵祭祀改为五月十三日一次祭。祭祀的等级和形式很有讲究。清代当阳关陵春祭由宜昌总镇兵官主祭，秋祭由荆门直隶州守主祭。拜殿设坛，正殿前设三牲祭品，寝殿和陵墓神位前各设香盏果品，参祭官员斋戒沐浴，依品位由三元门中门和左右侧门进入。主祭官员率僚属于正殿神像前之拜殿内行叩拜礼，烧香化纸，由礼仪师行令和诵祝文。祭祀期间，各地商贾云集，官人游客，人物荟萃。经商的，卖艺的，开店的，唱戏的，七十二行各显神通。这与祭祀无关似乎又有关的活动，在一起形成了“会”，因而，《辞海》引《妙香室丛话》说：“百货云集，谓之庙会。”这样，庙会在满足了达官贵人祈安求福的同时，也促进了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了老百姓的需要。当阳关陵庙会的有着悠久的历史，后因种种原因，当阳关陵庙会一度中断。 现代关陵庙会始于1991年台湾桃园县统天宫潘阿来等人捐资制作的关羽铜像揭幕之际。现代庙会既有传统文化的形式，也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为了满足民众传统心理习惯，促进内地与台湾地区文化交流，祭祀关羽依然如旧。大殿走廊的正中，摆一张祭台，中间供奉一颗黑水牛头、一头全猪和一只全羊，香炉、蜡台、花瓶、五供齐备；天井中的铜香炉两侧，黄缎子墁铺两张条桌上，摆数十样时鲜水果、时令蔬菜；在大殿与拜殿之间，凌空拉起九条红线，线上挂数百个黄缨灯笼；主祭人与朝拜者在祭台前按照“仪注”进行诵祝文、叩拜、烧香。庙内钟鼓鞭炮齐鸣，民间乐队细吹细打。同时，在庙内也开展一些狮子、高跷、采莲船、腰鼓等民间艺术表演，有时也开展戏曲小品、歌舞比赛、卡拉ok赛活动。大型民俗剧当阳杀故事《关公过五关》是文化部门新近挖掘的民间艺术精品，在关陵庙会上是吸引人们眼球的一个亮点。现代庙会是民间艺术展示的舞台，对传承文化来说是一个扬其精华、剔除糟粕、推陈出新的机会。所以，2001年，当阳将关陵庙会改为了“中国当阳武圣关公文化旅游节”，为关陵庙会注入了全新的内容。近来，“当阳关陵庙会”已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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