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朝时期中央政府主张“攘内必先安外”对不对

如题所述

首先必须确定,崇祯是错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直都是具有绝对的正确性。
只不过安内的方式、效率以及攘外的方针才是应该值得考量的地方。
所以崇祯帝是活在理想里,也因为这个错误的方针导致他误杀袁崇焕,加速国家灭亡;更因此没有办法汇聚君臣肱骨之力,最后募捐几乎没有什么作用。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国家疲惫,民力空乏,因为崇祯的勤政却又亡国更加说明了他政策的错误。
崇祯帝即位后,勤于政务。同时大力清除阉党,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崇祯帝抓准时机铲除了魏忠贤的羽翼,使魏忠贤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纸诏书,贬魏忠贤凤阳守陵,旋之下令逮治。在其自缢而死后,下令磔尸于河间。此后,将阉党二百六十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使气焰嚣张的阉党受到致命打击。平反冤狱,重新启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予尚方宝剑,托付他收复全辽的重任。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初九,因“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竟遭辅臣的批评,崇祯帝连忙自我检讨。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
但当时的国情实在是太过严峻。朝廷可以说发动一场大的战役的资本都难以为继,安谁,攘谁都是不可能的。
1、连年大旱,要知道在我国古代的农耕社会这是最为严峻的问题,而打仗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崇祯二年五月正式议裁陕北驿站,驿站兵士李自成失业。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又大饥,陕西巡按马懋才在《备陈大饥疏》上说百姓争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崇祯六年,“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
崇祯七年(1634年),家住河南的前兵部尚书吕维祺上书朝廷:“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旱灾又引起蝗灾,使得灾情更加扩大。河南于崇祯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皆有蝗旱,“人相食,草木俱尽,土寇并起”,其饥民多从“闯王”李自成。崇祯十三、十四年,“南北俱大荒……死人弃孩,盈河塞路。
2、瘟疫爆发,人口进一步骤减。
崇祯十四年(1641年),左懋第督催漕运,道中驰疏言:“臣自静海抵临清,见人民饥死者三,疫死者三,为盗者四。米石银二十四两,人死取以食。惟圣明垂念。”这时华北各省又疫疾大起,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七月,疫疾从河北地区传染至北京,病名叫“疙瘩病”,崇祯十六年,北京人口死亡近四成,十室九空。
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
可见当时如果朝廷真的要和清军、李自成军决一死战的话国家会更加不堪重负。
在国家已经一穷二白的情况下不去团结国民,安定后方,必然亡国。
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政府因为“安内”全部失败,而后又在在抗日战争中被迫成为主力。导致在乡间的共产党实力壮大,最后丢了政权。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心所向,国内虽然有小姑反动没有平定但如果坚持安内政策,必然情况会更加完善。抗美援朝之后国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有文革、四人帮作祟,这正是以为“安内”不完善而去“攘外”的结果。
都是血淋淋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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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10-14
不对,当时皇太极只是骚扰辽东一带,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建立清朝安分了很久,而明朝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官兵又仅对抗农民军就很吃力了,根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抵抗相对厉害的女真骑兵,必须先平定国内才可安外,所以,后来李自成就会先进京,而清军随后也入了关。
第2个回答  2016-10-16
崇祯朝始终处于外忧内患之中。在外主要是后金的威胁,在内主要是农民起义。崇祯主张“攘内必先安外”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判断。
明末农民起义源于朝廷一系列失败的策略,源头是自然灾害严重,朝廷无力赈灾,为节省开始朝廷贸然改革,导致民不聊生,愤然起义。而朝廷起初采用剿抚结合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形式,使农民军一度濒于灭亡。随着关外后金国的崛起,朝廷分兵抗击后金,又听从袁崇焕等人的建议修筑关宁防线,使军费大量增长, 沉重的赋税让大量农民加入起义队伍,农民起义遂遍布全国。明朝朝廷遂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
显然,明朝在关外的战事加剧了农民起义的形势,且分散的朝廷的兵力,崇祯不得不把他的将领在内地和关外调来调去,结果两边都平定不了。以当时的情形来分析,朝廷应该放下身段,对后金采取怀柔政策稳定关防,再集中力量平定内乱,然后集全国之力与后金决战,方是上上之策。
第3个回答  2016-10-14
感觉没错,毕竟当时的李自成起义军才是最大的威胁,关外的满清还不成气候,因此安抚住满清,没必要增加一个敌人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