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大胆改革，勇于实践，发表了大量的教育论著，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的教育思想至今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包括“五育”教育、
女权与平民教育和教育独立以及“自由思想，兼容并包”三方面。
一、从“五育”并举方针到健全人格教育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题， 因为它决定我们用什么去培养和怎么去培养。在这一问题上，蔡元培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造就具有健全人格的个人。健全人格教育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人格”是他要培养的 “自由、 民主、 平等” 社会新人的目标。他早在1902年《师范学会章程》中就提出教育的宗旨就是“使被教者传布普通之知识，
陶铸文明之人格”。[1]1912年2月，他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提出今后之
教育方针为军国民主义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及
美感教育等五项。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一）隶属政治之教育
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提到，“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2]他把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三者看成隶属于政治之教育。
1.军国民主义教育
军国民主义教育要求注重军事，发展军事体育。他认为军国民教育不是理想社会的教育，与社会主义相背驰。他认为当时我国“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为了更好地抵抗
帝国主义的入侵，必须要采用武力自卫。[3]从国内情况来看，为了打破封建军阀拥兵妄为的局面，就要“行举国皆兵之制”，以“以平均其势力”，因此也要进行军国民教育。他认为体育是培养“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的重要环节，后来把军事体育推广成为了普通体育。
2.实利主义教育
实力主义教育要求注重实业，发展智育。“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是对我国当时情况的描述，而实利主义教育则是改变这一现状的路径之一。实业主义教育主要是传授各种文化科学知识，发展实业的知识技能，它可以“补自存力之不足”。进行实业主义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增强国家的财力，使我国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公民道德教育
公民道德教育即德育。蔡元培认为军国民主义与实利主义教育都是“富国强兵”主义，但是“兵强可以变成私斗，溢为侵略；国富不免智欺愚，强凌弱，而演成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者血战的惨剧。”[4]因此，除了前两者还要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他将法国革命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作为道德的要旨，将其定为“一切道德的根源”。他提倡的公民道德教育具有反封建的重大意义，这种道德观念与封建论理道德观念是相对抗的，并企图通过这种公民道德教育使人们在封建道德理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二）超轶政治之教育
与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公民道德教育不同，蔡元培把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看成是超轶政治之教育，并认为美育是由现象世界进到实体世界的“津梁”。对于
前清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这两条蔡元培持否定态度，他主张用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来替代，从而打破了两千年来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两条不可动摇的信条。
1.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属于实体世界, 是“超轶乎政治的”。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说“至于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5]他提出的教育世界观是要用思想自由来取代原有的思想专制，用近代西方
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去打破以
孔子学说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他认为培养人超轶乎现世之观念，达于实体世界之最高精神境界是世界观教育的主要任务，而其中的主要障碍为“人我之差别”以及“幸福之营求事也”这两种意识。通过世界观教育，人们就可以攻克这两种意识二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人生也将因此变得更有价值。蔡元培不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倡世界观教育，并认为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终极目标。
2.美感教育
美感教育亦称美育。蔡元培是我国把美学伦理应用于教育的第一人，是美感教育的首倡者。对于上述提及的世界观教育，他认为其鹄的只有美感教育才可以达到，因此他特别重视美感教育。“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益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 [6]他指出，引导人们从现象世界过渡到实体世界不能用“旦旦而聒之”的方式，也不是“枯槁单简之言说”就能实现的。只有通过美感教育，才能使人达到最高精神境界成为可能。
对于这五项方针的重要性，蔡元培认为“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 [7]这种
五育并举的新教育制度，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都对封建专制主义起了积极的冲击作用，它有力地打破了封建主义“忠君”、“尊孔”对人们长期的束缚，有利于促进人们思想和个性的解放，是蔡元培进行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谋求建立近代中国教育体制的理论基础。1912年5月，他在
参议院发表演说时进一步阐明：“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 [8]正式提出养成健全人格的培养目标。1915年，他在《1900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1917年1月，他又指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次在智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9]1919年2月，蔡元培在《教育之对待的发展》一文中再次提出：“盖群性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 [10]在管理学校的实践中，他也很注重人格陶冶，并以自己高尚的人格作为模范，造就了一代了，影响了几代人。
蔡元培以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虽然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述，但这些表述都是围绕着同一基本内涵的，可归纳为三方面：第一，健全人格是德、智、体、美四方面的和谐发展，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可偏废的发展；第二，健全人格是身心两方面的协调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必须是促进身心两方面平衡发展的教育；第三，培养健全人格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必须是促进个性和群性协调发展的教育。[11]
（三）提倡“尚自然，展个性”
除了提出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思想，蔡元培还提倡“尚自然、 展个性” 的教育理念，这与他倡导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民主社会建设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具有健全独立人格的个体需要靠提倡“尚自然、 展个性” 的教育来造就。它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 压抑、禁锢、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并且是通过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来实现的。个人的发展、个人的幸福和个人的自由都有着“独立向善”的价值。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他说教育者应“深知儿童身心发达之程序, 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支持从尚自然、个性的教育。为了促使学生个性的发展，他在
教学方法上摒弃注入式教学方法，重视启发式教学法，在教学中提倡学生自动、自学、自己研究的方法。个人的正常健康发展或自由发展会给人类的发展提供最丰富生动的动力和源泉，每个人在发展的交互作用中人生将会获得应有的意义和价值。一个社会有以个人为本位、为目的，为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尽可能地提供最佳条件，
这个社会才能在整体上大踏步地前进。
二、由倡导女权说开的平民教育
蔡元培提出“五育”并举方针并倡导健全人格的教育，为教育的目标以及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但由于
封建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存在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广大妇女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另外，由于教育制度的缺失，使得旧式书院和官办大学盛行，只有少数特殊的人才能入学学习，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蔡元培倡导女权、提倡平民教育的主张使这些情况得到了改善。
（一） 倡导女权
蔡元培是倡导女权的资产阶级先觉者之一，反对男尊女悲，主张男女平等，提倡妇女解放是他的一贯思想。1901年蔡元培到上海出任
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在那时他就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提倡女权。在中国两千余年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
纲常统治下，最大的受害者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反封建礼教和旧道德的文化革命，促进了思想的大解放，其中妇女的解放成为人们所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之一。蔡元培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妇女的确是受到了压迫，特别是思想方面。他认为中国社会要有大改革，则女权必须扩张。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顶住社会上封建实力的压力，在巩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的同时，继续采取了一些革新的措施，教育上也继续革新主张，其中包括提倡女子教育，这是对倡导女权的再度深化。
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在参议院发表的演说指出：“教育普及者，人人受同等之教育”，“男子与女子同系国民”，权利与义务应当平等。[12]他认为女子只有到学校接受教育，拥有独立的人格以及属于自己的职业，能够养活自己，做到不依赖男子，才有可能争取男女平等。他参与创办并始终支持的爱国女学校便是我国一所最早以灌输革命思想为宗旨的女校。他在这所学校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之女性为目的，使学生具有勇敢的献身革命精神。他还主张，女子除了与男子一样，也要受德、智、体等教育以外，还积极主张女子参政，并参加了当时各界人士争取女子参权的斗争，这从根本上为女性的解放以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扫除了思想障碍。
（二）提倡平民教育
蔡元培民主思想的精华为人人平等，它是蔡元培提倡平民教育的理论基石。作为一名教育家，蔡元培极为重视人才的培养，他深切地感受到国家的积弱以及科技的落后是教育不普及以致于人才缺乏的结果。鉴于西方各国特别是法国有所谓的平民大学，其大学教员组织的夜间讲演，不管是谁都可以入校听讲，不受年龄以及贫富的影响，“以济教育之不平，而期于普及”。[13]而这些国家文化科学进步，国民教育发达正是教育普及的结果，因而他主张教育平等，极力提倡平民教育。“平民”的意思是人人都是平等的。
为了教育的普及，他极力提倡社会教育，在拟定教育部官制时，创设了社会教育司，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使社会教育第一次在教育行政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另外，他支持开设平民学校，并且直接创办或经他支持设立了许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特别是在对北大的改革和整顿中，也同样贯彻了这种平民教育思想。
他首先对北大的招生制度进行改革。过去京师大学堂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北大的学生都是从这种“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具备真才实学的学生没有多少。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之后，让成绩优秀的平民子女进入大学学习，把培养人才的视野放在成绩优秀的平民身上。另外，他设立了旁听生制度，使得没钱上学的青年也有机会到大学学习知识。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五四运动以后，北京以及全国各地陆续办起了许多工人夜校，这种教育的普及，显示了蔡元培教育思想的进步。
蔡元培重视社会教育的思想影响着他的学生。一些思想活跃的北大学生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向社会各界直接宣传新思想。1919年3月23日，讲演团发起成立。对于这一新生事物，蔡元培曾予以高度评价：“国家办教育，人才与财力均难，平民学校不费特别的人才与财力，而可大收教育之效，故是一件很好的事。又有平民讲演，用讲演的形式与平民以知识，也是一件好事。” [14]由此可见，蔡元培的平民教育思想，不仅培养和唤起了平民觉悟，增进民众知识，而且通过学校与社会的结合促使学生得到更为全面的发展。
三、主张教育独立，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路
实行“五育”并举方针，提倡健全人格教育，倡导女权，提倡平民教育都推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它影响着个人的教育以及所有平民的教育。然而，这些教育的实现均是在军阀政客的统治之下。教育界为发对军阀政客对教育事业的摧残，出现了一种教育独立思潮。教育独立的提倡，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的推行打下了基础。
（一）主张教育独立
蔡元培一贯认为，教育着崇高的目的，教育应当脱离政党的控制和宗教的影响而独立，这是他教育思想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治，超然于教会，主张教育脱离政党、脱离教会而独立，要求把教育事业完全交给教育家办理。[15]民国元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就提出政教分离，教育应立于政潮之外，反对君主时代下用一个人或一部分人主义奴役受教育者以供驱使的教育方针。五四时期，虽然罢课罢教这种极端的手段他不赞成，但是对争取教育独立是完全支持的。[16]1922年2月，他在为教育独立运动写的《教育独立议》一文德后一部分提出了实现教育独立的具体方案，其基本思想和主张如下：
首先，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其人格，于人类进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供抱3有他种目的的人去使用的；
其次，教育应完全脱离政党的控制。教育是要个性和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则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如果把教育权利教给政党，教育方针也要随着改变，那么教育就没有成效了。
另外，从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上讲，教育是进步的，学术总是后胜于前，因为后人实在前人的成绩基础上前进的；而教会则是保守的，如果把教育权教给教会，那么教育便不能有绝对的自由。[17]他主张的教育是，“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教育独立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教育独立的主张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意义。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深受十九世纪初期柏林大学的创设者冯波德和那个时代其他一些大学者的影响，蔡元培主张学术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聚集人才，以求学术的发展。
1.鼓励学术研究
蔡元培在执掌北大的时候，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允许各种学术派别自由发展，允许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人在大学任教。他十分重视和爱惜人才。对于人才，他最看重的是有无专门的学问，至于个人政治见解和政治倾向，只要不影响他所讲授的课程，就不以作为取舍的标准。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尹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另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 的学者， 如辜鸿铭、 刘师培、 黄侃等等。[18]当然，提倡兼并包不是主张无原则的混合杂凑，蔡元培始终坚持革新进步，不赞成因循守旧，尤其是反对复辟倒退。他对于新旧各派兼收并蓄时很有分寸，尊重一切正当学术讨论的自由，但没有将那些不正当的猥亵小说、毫无常识的丹田术等包含在内。
除了重视优秀教育者的招揽，为了鼓励和提倡学术研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社会活动，蔡元培领导和协助北京大学创办了各种学术团体和社会团体。比如根据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原则研究阐发中西学术的学术性刊物《北京大学月刊》。
2.反对尊孔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反对尊孔迷信的先驱者之一。他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提出的“定孔教为国教”的荒谬主张，认为它与思想和信仰自由根本相背离。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就对尊孔提出反对，在教育宗旨中废除了尊孔的条文。经受了辛亥革命的民主洗礼，两次留学欧洲，前后共达八年的期间他系统的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和科学思想的熏陶，对封建复古势力在社会上的兴风作浪极为反感。1916年他从欧洲回国后不久，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演说“力斥提倡孔教之妄说”。
蔡元培在执管北京大学的过程中，采取了民主主义的办学方针，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种做法虽然为封建文化留有余地，但却为新文化的传播打开了大门。反对尊孔，并不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相矛盾，相反的，反对尊孔为思想的交流提供了更好地平台。另外，尊孔思想属于思想上的因循守旧，不符合兼容并包得范畴，因而反对尊孔是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一方针的贯彻。
从“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到健全人格的教育，体现了对所培养人才素质的要求，从倡导女权到平民教育，则进一步将全面的人才教育在全国铺张开来。然而，如果教育无法独立，则前面所述的教育目标没办法顺利彻底地得以实施，于是教育独立、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应运而生。蔡元培的教育思想不仅在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在教育发展面临发展和机遇并存的当代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