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瓷器自15世纪进入欧洲, 即以其十分的稀有和优异的品质倍受欧洲人推崇, 其中餐饮具更是对提升欧洲人的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起到积极作用。酒文化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方面, 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本文拟从15-18世纪中国瓷器远销欧洲这一历史现象, 探讨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
酒是全世界最为普及的饮料之一，它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们在酒出现的传说、酿酒工艺、饮酒的习俗和礼仪、酒的品鉴和酒具的选择等方面，都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从而形成有各具特色且内涵丰富的酒文化。随着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上丝绸之路得以建立并不断拓展，中国自唐宋继与东南亚、西亚诸国开展贸易往来以后，又与欧洲一些国家开展了陶瓷、茶叶和丝绸的贸易。国家和地区间的通商也带来了文化的交流。
瓷器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贡献。15世纪以后，景德镇已成为中国的制瓷中心，这里的瓷器以其样式丰富、质地坚硬、外表光洁、造型优美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又以吸水率低易清洗、密封性好宜储物、耐酸耐碱耐高温等众多优点，成为制作餐饮用具的最佳选择。
酒无论在哪里，它的发明都带有较为浓郁的神秘色彩。仅以欧洲为例，古希腊人认为酒是由酒神狄奥尼索斯带到人间的，酒与善和美、与情爱和欢娱紧密相连；而基督教文化则根据《圣经》的记载，称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门徒宣布，葡萄酒就是他的血液，由此也就赋予了红葡萄酒以救世的情怀，神圣而不可亵渎。从产地的选择到葡萄的种植、采摘，从酒的酿制到贮藏以陈年，欧洲人都有严格的标准，他们对品酒这一行为自然也会非常讲究。
大航海时代以前，由于交通不便，中国瓷器往往要通过西亚的阿拉伯国家转运至欧洲，数量极其有限，加上当时的欧洲人对瓷器很少了解，他们不仅将瓷器视为旷世珍品，一旦拥有则身份彰显，故交易价格十分昂贵，甚至超过黄金，而且还赋予其超自然的魔力，以为用它作为餐饮具，可以达到强身健体、防病治病、祛邪防毒之效。
可以想象，当时的欧洲人如能用瓷质餐具饮酒进食，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具有这样条件的人在当时可以说少之又少，对一般民众甚至一些上流社会的贵族来说，这也还只是一种奢望。而即使具备这一条件的贵族，在当时也未必舍得这样做，因为那时的欧洲，瓷器实在是太金贵了。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欧洲探险家终于打通了东亚的海上航线，开创了中国等东亚国家与欧洲诸国直接通商的新纪元。16世纪欧洲与中国的贸易几乎被葡萄牙和西班牙垄断，到16世纪后期，仅西班牙就平均每年有近30艘的商船，通过直航或中转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瓷器以及茶叶、丝绸和手工艺品运往欧洲，使得中国瓷器在欧洲曾十分紧俏的状况得以逐渐缓和。即便如此，1607年法国王太子有次曾用瓷碗喝肉汤一事也会被史料加以记载，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当时瓷器在欧洲的稀罕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16-17世纪，以景德镇为代表的中国瓷器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令欧洲人钦羡不已却又一时无法成功仿制，欧洲诸国要想得到精美的中国瓷器，主要是通过海运到中国购买。中国为了扩大瓷器在欧洲的市场，也不断根据欧洲商人提出的要求以及他们提供的图纸或其它材质的样品，研发生产出欧洲人适用的瓷器，其中就包括餐饮具中的酒具。到17世纪后期的欧洲，中国瓷器基本得到普及，不少平民家庭先后也开始有条件将中国瓷器取代他们祖祖辈辈使用的陶质或木质餐具，使盛装食品的器皿更加卫生，食品食用也更加放心，从而使人们的饮食习惯得到进化。
在160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向景德镇发出的一份瓷器订单中可以看到，除订制有“大杯”500只 (有可能是马克杯，待考证) ，还分别订制有“酒壶”和“手付及小酒壶”各500把[4]；1635年同是这家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出的订购瓷器订单中，除订制有“新种类的扁壶、酒壶”735把外，还有“小杯”13025只，及其它完全可能属于酒具的品种。仅一家公司一次性就订购了“小杯”13025只，而这一品种就占据了这笔订单总量的近十分之一。
如此数量的剧增和占据订单比例之大的原因，唯一可以解释的只能是欧洲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些都是订制瓷，而这种需要恰好就证明了中国瓷器已成为欧洲酒文化中不可或缺的成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小杯”可不适合用于饮用啤酒，因为欧洲人饮用啤酒一般用的都是大的啤酒杯，且多为马克杯，因此这种“小杯”很可能是用于品赏葡萄酒或饮用白兰地、威士忌、鸡尾酒之类的酒精成分较浓的酒。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15-18世纪中欧贸易的相关资料时发现，这期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丹麦、瑞典等国家都先后派船只到中国进行商贸活动。明朝万历四十八年 (1620年) 五月，荷兰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写信催促其在亚洲的办事人员科恩尽快采购一批中国生产的瓷质杯碗盘碟运往欧洲，仅清单所列急需的就达61500件；明朝天启三年 (1623年) ，荷兰商船“莫里图斯号”在返回欧洲的货运清单中列具有各类中国瓷器63931件。
清初的海禁虽然对中国瓷器的外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清王朝政局日趋稳定，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8世纪初就先后运走近3000万件中国瓷器销往欧洲，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家于雍正六年 (1728年) 至雍正十二年 (1734年) 的七年间也将近450万件中国瓷器贩运到欧洲。
保守估计，17-18世纪的200年间，每个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都不下亿件，可见数量之大。从现存15-18世纪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清单中，餐饮具的比重都在70%以上，可见中国瓷器对欧洲餐饮文化的影响之大。酒具属于餐饮具，在如此大的外销欧洲的中国瓷器体量中，瓷器酒具到底占有多大比重虽然难以确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数量不可能太小。
世界各地的酒文化，在饮酒方面都有一些讲究。以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例，由于他们对葡萄酒有特殊的情感和喜好，并为表示对酒的尊重，饮用时也有一套套的规矩。比如在品饮的顺序方面，一般是先喝白葡萄酒、再喝红葡萄酒；先品较淡的，再品较浓的；先饮年份较短的，再饮年份较长的。
如果以酒佐餐，那么在上酒的顺序方面，一般按先后有开胃酒、主菜佐酒、甜点酒和餐后酒。又如在酒杯的选用方面，品饮不同的酒须用不同的酒杯，喝葡萄酒一般用的是玻璃酒杯，喝白兰地则必须配白酒杯，喝潘趣酒则另有一套较为完备的礼仪和专用酒具。相对而言，喝啤酒的讲究则相对较少一些。
众所周知，饮酒离不开酒具，因此酒具在酒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在一些论述欧洲酒文化的研究着作文章中，论及酒具对酒文化的影响内容涉及面都较为狭窄，如提及葡萄酒非高脚玻璃酒杯莫属，提及啤酒基本也就是平底杯马克杯之类，大概是由于缺乏大量可靠的实证资料，加上迄今为止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不是太多，可借鉴的成果有限，在论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时或语焉不详，或干脆避而不谈。
其实，中国瓷器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笔者在梳理15-18世纪销往欧洲的中国瓷器的目录和订单中，就屡屡发现有“啤酒杯”的字样。在欧洲博物馆的馆藏珍品中，也不难发现“啤酒杯”的身影，如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就收藏有产于清康熙年间生产的仿欧洲风格的托比杯 (啤酒杯图1) 以及美人鱼座白瓷酒杯。可以肯定地说，自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以后，欧洲人开始用瓷质酒杯饮用啤酒并逐渐流行，形成习俗并延续至今。
论及欧洲人饮用葡萄酒为什么必须用高脚玻璃酒杯，人们基本都认为其理由是欧洲人饮用葡萄酒是“品”而非“喝”。而这种“品”，除了出于对葡萄酒的钟爱和敬重外，品味享受葡萄美酒带来的感觉也是其中重要原因，既要观其色，又要品其味，还要赏其韵。酒杯不用透明玻璃材质则欣赏不了葡萄美酒之色，非高脚酒杯则可能受手温影响而改变葡萄美酒之味，色与味不纯正则必然会使赏酒之意韵大打折扣[7]……，这样的说法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但如果将这一观点置于15-18世纪欧洲社会背景之下，笔者认为可能多少有失偏颇。主要原因有两点：
其一，欧洲人十分注重“品”葡萄酒，也十分注重中国瓷器，在15-18世纪，欧洲人不仅赋予了中国瓷器超自然的魔力，而且还以拥有中国瓷器炫耀自己身份，对于这样的珍贵之物，生性浪漫而又开放进取且富于探险精神的欧洲人怎么可能不将两者结缘？
就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用中国瓷质酒杯品味葡萄酒难道不比法国王太子用瓷碗喝肉汤更加令人羡慕，更显风流！根据中国明清瓷器图录可知，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的瓷器酒具生产已经形成系列，既有小巧玲珑适宜饮用烈酒的高脚酒杯，也有口沿开敝容量较大适宜品尝葡萄酒之类的平底酒杯，还有比平底酒杯容量更大适宜饮用啤酒的马克酒杯等，这都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德国、瑞士等国家旅游观光的朋友介绍，这些地方大多数的酒吧餐馆，酒杯既备有玻璃的，也备有瓷器的，有高脚也有平底的，饮用不同的酒虽然用的是不同的酒杯，但瓷器酒杯已为欧洲人接受则无庸置疑。
其二，在欧洲人还无法独立生产瓷器的15-18世纪，中国瓷器能够大量进入欧洲，没有广泛的市场需求是不可能的。最初由于得之不易，只有宫廷王室才有条件享用，这种稀罕的珍品和高档的享受，自然会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羡慕。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只要条件具备，高雅时尚往往上行下效。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量，一旦广大民众也有机会拥有中国瓷器，他们极易追随时髦并形成风气。事实也是如此，从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随着欧洲各国采购量的持续增加以及海运能力的提升导致采购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下降，享有中国瓷器已不再是少数贵族人士的专利，中产阶级也开始有条件拥有，寻常百姓得到中国瓷器也已成为可能。18世纪后期，中国瓷质餐饮具在欧洲逐渐取代了木质、竹质、陶质甚至金银餐具，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习惯，进化了人们的餐饮文明，这其中就包括酒文化。
仅按上文论及销往欧洲瓷器量的保守估计，平均每年按比例折算的酒具至少达十万件以上，瓷器虽然易碎，但只要小心则非常耐用，而在当时人们使用中国瓷质酒具是不可能不小心的，逐年累积的数字也必然十分庞大。尽管如此，每年平均还需要采购数量巨大的酒具，怎么可能不受当时欧洲人的饮酒需要所致，又怎么可能不对当时当地的酒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这其中当然也就包括葡萄酒文化。而今人们论及欧洲人品鉴葡萄酒所用酒杯，似乎只有玻璃杯，如果从历史的视角考察，这显然有失偏颇。
谈及中国瓷器对欧洲饮食文化的影响，不能不提及潘趣酒及专用的潘趣酒碗在欧洲的流行。潘趣酒起源于英属殖民地印度，原本是一种含有果汁饮料的泛称，分含酒精和不含酒精两大类，17世纪前期由英国东印度的商船带到了英国，并逐渐在欧洲传播开来。
“潘趣”来源于印度方言，应为“5”的谐音，因最初调制此类饮品一般都使用5种材料，所以称为潘趣。1632年在英国文献中开始出现“Punch”一词，系“潘趣”的音译。印度不含酒精的潘趣酒主要由糖、果汁、茶等原料调制而成，含酒精的潘趣酒则在调制时添加酒的成份。欧洲人调制潘趣酒，多用葡萄酒或朗姆酒作为基底，因此大都含有酒精。有趣的是，潘趣酒在欧洲传播之际，也正值中国瓷器在欧洲逐渐普及之时，欧洲人直接将这一新奇的外来饮品与心目中无比珍贵的中国瓷器加以结合，可见对这一饮品的欣赏，似乎只有这样才够浪漫，才更易于蕴育激情。
他们甚至认为调制享用潘趣酒必须要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否则就不正宗，饮用起来也难显品位，从而使得中国生产的潘趣酒碗在17世纪的欧洲酒文化建设中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今的潘趣酒在欧洲已多达数十个品种，有所谓的猴子潘趣 (M onkey Punch) 、水果潘趣 (Fruit Punch) 、种植者潘趣 (Planter's Punch) 、古拉雷特潘趣 (Claret Punch) ……，不同品种有不同配方，欧洲人都将其归为鸡尾酒的一个分支，是一款出现在酒会或三二友朋相聚的常见饮品。
潘趣酒的配方也不再限于5种材料，而且调制方法有的用冰，有的加热，有用果汁的，也有用鲜果的，真可谓五花八门。
当年应欧洲人调酒需要而在中国定制的潘趣酒碗通常为敞口、深腹、弧壁、圈足，口径规格25-60cm不等，大的潘趣碗多用于调酒，然后再盛装于小碗中碗之中，供一人饮用或多人共享。与喝葡萄酒观色品味赏韵的情调有所不同，一次调酒多人同饮，相互叙情相互祝福，这种情景只有在一般家人团聚或好友来访的时候才会出现，无形的礼仪气氛也由此开始生成。
17世纪中后期，潘趣碗在欧洲一般家庭已渐渐兼负起洗礼盆的职能，长辈在潘趣大碗中将调制好的潘趣酒分发给晚辈，表达的是长辈的尊严和对晚辈的慈爱；一家之主通过分发大碗中的潘趣酒给家庭成员或亲朋好友，表达的则是对家人的祝福和对亲朋的盛情。
这种情意的表达方式逐渐形成习俗，并在宗教较为盛行的欧洲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且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以致于就连牧师和传教士都对潘趣碗心存几分崇敬，而普通民众的价值取向则更多地偏向于其喜庆吉祥的内涵。在18-19世纪，潘趣碗非常受欧洲人喜爱，几乎家家都有。有的家庭将其作为陈设用品安放于客厅以祈求平安幸福；也有人将其作为贵重礼物赠送给至爱亲朋和新婚夫妇以表达深情与祝愿。
出于对潘趣碗的敬重与喜爱，潘趣碗的装饰也有了讲究。有的潘趣碗绘制希腊神话故事，如“帕里斯的审判”，正是出现在18世纪潘趣碗上的画面之一。文艺复兴以后，希腊神话人物帕里斯奉宙斯之命裁定最美女神的故事在欧洲流传甚广，欧洲多位画家都先后根据这一题材创作有绘画作品。“
帕里斯的审判”故事赞美的是正义的裁决和对真善美的肯定与追求，加上帕里斯的传奇人生和其本人还有人类最美男子之称，与其相关的故事也因此成为欧洲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就包括帕里斯与俄诺涅、海伦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一题材的画面出现在中国生产的潘趣碗上，显然是应欧洲商人的要求所订制。绘制这一故事的潘趣碗而今在包括广州博物馆在内的世界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可知当时的生产量不会太少。
佳瓷名画美酒，赏心悦目怡情，怎么不会使饮酒者情趣大增。这种情操的陶冶和心灵的愉悦，毫无疑问均属于酒文化的范畴；由美国迪美博物馆收藏的一只绘有“广州十三行”场景的潘趣碗，将清代对外贸易场景绘制碗上，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对外贸易研究的历史资料，堪称中国对外陶瓷贸易的“清明上河图”。
“广州十三行”是创立于清代康熙年间，经朝廷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性商行，到乾隆年间还曾一度是清王朝唯一具备对外贸易资质的商行，当时中国通过合法渠道直销欧洲的瓷器都是由十三行经营，从广州外运。广州海运到欧洲诸国，路途远，风险大，十分辛苦，欧洲客商和商船水手对“广州十三行”有着特殊的感情也就不难理解。将“广州十三行”的场景绘制在潘趣碗上，个人独酌可睹物生情，朋友相聚可平添谈资，家人共饮可抒发感慨，酒文化因此也有了新的内容。
潘趣碗原来只是一种普通的酒具，但随着它外延功能的拓展，在文化层面也有了更多的内涵，它不仅丰富了欧洲酒文化的内容，对欧洲酒文化的建设乃至社会文明进步也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生活陶瓷艺术化，艺术陶瓷生活化，一般认为是现代陶瓷产业发展的出路，其实这种现象至少在中国明清时期陶瓷生产上就已经显现。潘趣碗上诸如“帕里斯的审判”“广州十三行”之类经典画面的装饰就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在酒具上绘制出精美彩色故事的也只有在瓷质酒具上才能够实现，其它任何材质的酒具都难以做到如此尽善尽美。
酒具上的陶瓷艺术在雕塑陶瓷上同样也能实现，前文提及由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于清代康熙年间生产销住欧洲的仿欧洲风格的人物坐姿造型啤酒杯、美人鱼座白瓷酒杯，也都属于欧洲人订制的酒具。既然是订制品，必定是迎合订制者的需要而生产，这也透露出17-18世纪欧洲酒文化的某些信息，有人说欧洲人饮酒与中国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同，他们饮酒在意的就是酒的本身，看来也不尽然。
文化是人类各种活动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总和，她以物质层面为基础，又主要通过精神层面加以表现。文化的形成既有过程也有规律，而其一旦形成，则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开放的民族其文化也具有开放性，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会不断丰富内涵拓展外延。酒文化也不例外，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进入欧洲，即以其优异的品质开始取代欧洲传统的餐饮器具，对欧洲餐饮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对欧洲酒文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