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布的战犯被俘虏的，关押在河北省井陉县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看守所，后迁北京功德林，归公安部北京战犯管理处。
陈长捷怀着弃恶从善的愿望，积极配合管理人员工作，一直表现很好。管理人员说，他自费买马列的书读，很认真。开头是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到底写的是什么，读着读着，有了兴趣，竟至于手不释卷，大家戏称他为“理论家”。再则，劳动态度也很好。他年高体弱，列在三、四类，可以只干些轻微的劳动，可是他总是争取多干。
但是他对于傅作义总是耿耿于怀。有一次，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到功德林监狱看他，他怒目而视。傅作义走到他的面前，他故意低头不语，似乎有许多的怨恨。他曾对人说：“他在北平和平谈判，命令我坚守不投降。他成了起义将领，我却成了战犯。我上了大当！”真有些“成已萧何，败也萧何”的意思。
傅作义是在天津解放后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当时事关机密，没有告诉陈长捷，只是模棱两可说：“坚守就有办法。”谁知北平的谈判还没有结束，天津就不能“坚守”而被解放了。傅作义起义后对陈长捷的处境觉得很内疚，曾多次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毛主席、党中央报告，要求赦免在押的陈长捷等人。1956年3月在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扩大会议上，傅作义两次发言说：“我为这些人（指战犯）乞求，要求宽大他们，把他们度出来。”他说，从社会的过渡到人的过渡是一个道理，既然社会主义可以过渡，为什么人就不能过渡？
傅作义通过监狱管理人员向陈长捷作了解释。陈长捷心中的怨恨烟消云散，紧紧地握着傅作义的手说：“谢谢，谢谢！” 许多人一提到陈长捷，总认为他只是山西部队中的一员猛将。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打过几次小胜仗。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他带兵打仗是有一套的，主要是他敢拼敢打，而且在紧急关头，也真的能“身先士卒”。
但在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仗——在防守天津市的时候，正当他在他的地堡指挥所中，还在用电话指挥部下作垂死的挣扎时，解放军的指战员正用手枪和冲锋枪对着他的背部。而且是等他发布完“坚持到底”的命令，放下电话筒，转过身去，正要吩咐跟随他身边的参谋人员查看地图时，才发觉他已被解放军包围，连准备抽出身上的手枪自杀的几秒钟时间都没有了，他才吃惊地举起手来，是带着一副很不服气的神情被押解出地堡的。
如果我不是和他在北京战犯管理所一起改造过，我始终认为这人只不过是一个骁勇的大老粗，所以我第一次去看和他同组的徐远举，徐给我介绍：“这位是陈长捷”时，我当时就愕了一下，心想，怎么陈长捷是这样一个瘦削得像书生一样的人，而不是我想象中的大个子。 过不几天，我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他不是行伍出身的，而是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的第一名高材生。他不仅外表温文尔雅，而且看文件也有很高深的理解能力，当时在战犯所自费去买《资本论》的还没有几个，有些人是装门面，但他倒真是很认真地读，而且在许多地方都写下他读后的批语和心得，这就大出我的意料了。
因为对陈长捷的看法有改变，除了曾和他闲聊过很多次外，还从和他在天津顽抗到底的天津市警察局长、军统老同事李汉元那里得到一些有关他的许多情况。 李汉元曾悄悄告诉我，傅作义和许多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来战犯管理所与老朋友老同事见面时，许多人见到这些人都很客气，只有陈长捷见到傅作义时竟是那样满脸怒容，一句话都不讲，弄成很尴尬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我终于从陈长捷本人和别人嘴里得到答案。
原来陈长捷曾在甘肃任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八补给区司令，这是一个自己不求人而只有别人去求他的肥职，掌握该地区军队一切准备物品的补给，是不用打仗的工作。因他和傅作义过去是晋军的老同事，傅熟知他是有名的骁将。当傅作义受命成立“华北剿总”时，因为他的嫡系精锐部队三十五军，在新保安被解放军击溃，知道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威力，决定把部队集结于平绥与北宁铁路沿线地区，将张家口、北平、天津作为3个基点，以及沿这两条铁路的主要城市，预行工事设施，以为依据，实行所谓“灵活机动，集中优势”的“依城决战”的方略。傅作义向蒋介石提出要调陈担任天津警备司令，以加强天津的防守力量，当然一提就准。1948年秋天，济南和东北完全解放后，傅军在华北就更为孤立暴露。当时傅所指挥的军队约50万左右，原来是排成一线，如不集结便有被分段吃掉的可能。这样天津成为鼎足而立的重点，傅认为陈是常胜将军，希望他能把这一进可以战、退有路可逃的海口城市牢牢守住。因国民党的渤海舰队正在长山列岛筹建基地，可以支援塘沽，保持海口。
陈长捷认为他防守天津，失败在于兵力太少，他的工事是修筑得相当坚固的，到后来很多坚固的工事都没有兵去把守了。因傅作义把许多精锐部队都从天津抽走，只剩下广东部队由林伟俦统率的六十二军和刘云翰统率的八十五军，以及九十二军一个不完整的师队。
靠这几万人要守住天津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抵御成倍的解放军已经是不容易了，而最麻烦的是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为了修筑工事，扫清射界，强拆去大量民房，使数以万计的人无家可归。特别是林伟俦那个军所属的一个团长，在防守天津附近宜兴埠时，陈长捷因为另外两个外围据点被解放军摧毁，要这个团将该据点放弃，以免因孤立而被“吃掉”。陈要他撤出时将工事破坏，谁知那个团长把破坏工事误认为将那个村庄也破坏，便下令纵火焚村。一时大火冲天，上千家房屋均付一炬，等到发觉，想抢救也来不及了。因而天津人民对国民党防守部队痛恨异常，巴不得解放军早点打进来。
陈长捷是自命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标准军人，由于傅作义一再命令他“坚持就有办法”，他一直没有考虑过投降问题。虽然他和天津市长杜建时与几个军、师长都曾接到解放军在缩小了包围圈、准备攻下天津之前一天给他们送来的“和平放下武器”的通知。他在召集这些人开会时，谁都不愿先发言。他便先拿出这一通知，却不敢有什么表示，因害怕特务在监视，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没有一个人敢说应该放下武器，最后还是吞吞吐吐地作了一个含糊的决定，答复解放军：只表示“为了天津免于糜烂，要解放军派负责人来商谈，但放下武器有为难之处”。这等于是拒绝放下武器和谈判。陈长捷则依然表示“坚守就有办法”。最后是走上被活捉这条道路。 在农场劳动，陈长捷是属于二三流的劳动力。他编在第三队，而杜聿明更次一点编入四队，一、二两队是强壮些的，一般较重的活都由这两队担任，三、四两队担任较轻的活儿。往往是在一起工作。有次他和杜聿明两人抬一筐粪肥向地里走时，旁边看的一些同学都在暗暗发笑。因为杜聿明不但是深度近视眼，而且左腿比右腿短1厘米，走起路来，总有点一拐一拐，两个人都是那样瘦，又都是文质彬彬的。所以许多人发笑是因为这两人都是能征善战的名将，今天凑在一起抬粪筐，不认识他们的，谁会相信这一对书生一样的人，是当年指挥过那么多精锐部队的将军呢？
当他们看到大家在笑着议论他俩时，便放下粪筐和大家坐在一起。我说：“你们两人合作，可以叫做宝一对！”
陈长捷一听很不服气，便揭杜聿明的老底，说他比杜聿明要胜一筹，气力也比杜聿明大，而且不会连踩死了老鼠都不知道。这一下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因为杜聿明的确闹过这样的笑话。在一次学习时，杜聿明一走进学习室，大家都感到有点奇怪，怎么今天这位同学走起路来和平日不一样一拐一拐，而是与别人一样端端正正地走，因为他是有名的“东北二瘸”之一。他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时，与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都是有一条腿短1厘米。熊是在上海任警备司令调升江西省主席时，乘坐的飞机刚一起飞，便撞在龙华飞机场附近江面一条大帆船的桅杆上，虽然没有摔死，但腿断了一只，医好后，便短了1厘米。不过和杜聿明相反是右腿比左腿短。他们二人在东北，一个是负责军事的，一个是负责行政的。这两个东北大头头在一起开会时，一个向左拐，一个向右拐，曾使得许多见到这罕见场面的人，背地里不知笑过多少次。
那时当面是没人敢说的，杜当了战犯后，没有人去取笑他，不过看到他走路突然端正了姿势，有点惊奇。杜发现别人注意他，也似乎感到今天走路比平日不同，便坐了下来，用手提起左脚棉鞋去摸，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向鞋尖滑下去。他忙摘下近视眼镜，凑近棉鞋一看，自言自语说一声：“一条绳子！”可是当他把这条“绳子”往外一拉，竟是一只踩死了的小老鼠被他提着尾巴从鞋内拉了出来。这一下弄得全组的人连文件也读不下去，而是捧腹大笑了一场。从此，这一笑话在战犯管理所中就传开了。
陈长捷的劳动能力的确要比杜聿明强一些，而我最佩服的，是他在休息的时候，既不打桥牌，也不下棋，而是手不释卷专心致志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