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是阿Q精神的核心。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或者根本不承认自己落后与被奴役，沉醉于那种臆想的自尊中；或者向更弱者（小尼姑）泄愤，在转嫁屈辱中得到满足；或者自轻自贱，甘居落后与被奴役。这些都失灵后，就自欺欺人，在自我幻觉中变现实真实的失败为精神上的虚幻的胜利。阿Q的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的最严重的阻力之一，是鲁迅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鲁迅研究者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通过对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的具体分析，深入阐述了"阿Q是否真要做革命党"以及鲁迅对阿Q做"革命党"这一事件的态度这两个问题，并由此阐述了鲁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一些深刻而新颖的观点。汪晖在文中分析说：“鲁迅对阿Q生命中的这些隐秘瞬间的描写，是对“精神胜利法”失效的可能性的发掘；他对本能、直觉的观察，也是对于超越外界注视的目光是否能够产生新的意识的探索。失败感、无所适从、无聊、恐惧和自我的片刻丧失，在这里也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Q是否会成为革命党这一问题。鲁迅对于革命的描述，革命和不准革命，造反的本能与只要有革命就会有阿Q这样的革命党的暗示，都在这样的细节和叙述里找到了根据。《阿Q正传》中的六个瞬间，也是阿Q“觉醒”的契机，每次都只持续了几秒钟甚至几分秒，就随风而逝了。但这几秒钟为什么能够发生，它们蕴含着什么样的可能性？它们的瞬间呈现与迅速地被压抑，道理在哪儿？这些瞬间溢出了小序中提示的圣人的秩序。在理解了这些瞬间之后，我们重读小说的小序，以及作者关于阿Q不能入传的四个理由，对于这篇小说就会产生新的理解。这是一个开放的经典，与其说《阿Q正传》创造了一个精神胜利法的典型，不如说提示了突破精神胜利法的契机。这些契机正是无数中国人最终会参与到革命中来的预言—参与到革命中来也可能死于革命，但革命创造的变动却是阿Q生命中的那些瞬间发生质变的客观契机—正是这些卑微的瞬间，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阿Q镌刻在空洞的深处，就像寄居于我们身体中的“鬼”一样，难以驱除。”[5] 特色（1）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2）小说采用了悲喜交融的表现手法。作品引起人们的阵阵笑声，但同时又是一出写得异常沉重的悲剧，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在笑声里隐含着深沉的忧郁与哀痛。（3）用“传记”式结构，塑造了一个圆满的典型形象。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把情景和场面描写融入叙述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命运和性格。《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讽、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6] 优胜记略《正传》的第二章是《优胜记略》，第三章是《续优胜记略》。这题目虽然并不一定模仿《绥寇记略》，但很有夸大的滑稽味，便是将小丑当作英雄去描写，更明显的可以现出讽刺的意思来。所谓优胜即是本文中的“精神的胜利”。这个玄妙的说法本来不是阿Q之流所能懂的，实际上乃是智识阶级的玩意儿，是用做八股文的方法想出来，聊以自慰，借了来应用在阿Q身上，便请他来当代表罢了。在清朝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狂獗，异族政府的腐败，民间感觉不满，革命主张与改良主义相继发生，但一般顽固的还是反对。有些是承认不好，却说“家丑不可外扬”，如《狂人日记》第八节所说：“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是一个好例。一时举不出别的知名的人来，这里可能著者是根据他的本家举人椒生叔祖所对他说过的话。又有些人更进一步，中国所有坏处和缺点都是好的，如辜鸿铭极力拥护过辫子和小脚，专制和多妻，又说中国人脏，那就是脏得好。《新青年》上登过一首林损的新诗，（他是反对派，但是写了白话诗送给刘半农、胡适之看，他们便把它登上了。）头两句云：“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鲁迅时常引用来说明士大夫的那种怪思想，肮脏胜过洁净，丑胜过美，因此失败至少也总就是胜利，即形式上虽然是失败，但精神上胜利了，只要心里想这是“儿子打老子”。[5] 赌摊赌摊在乡下随时都有，反正闲人原是通年闲着，赌摊开时不愁没有人来，但戏台下自然最好。为什么呢？平常闲人们聚集拢来，大半是内行，不大有多少油水，戏台下人杂，可能有些“瘟孙”来上当，便好大大的掳一批了。赌摊大抵设在戏台底下，或是台后面闲空地方，在地上放着一两盏洋油的长嘴马口铁小壶，开始他们的把戏。他们有两个步骤，最初是正式赌钱，赌客的钱渐渐的输入庄家的腰间，这赌场便顺利的开下去，若是倒转过来，庄家的钱输给赌客了，那时就得使用别的办法。忽然间有人打起架来了，洋油灯一下子弄灭，不但赌客的摊上的钱连他手里口袋里的也都不见，假如没有像阿Q似的被打上几拳，那已经是很运气的了。这时候有的假装衙役来捉赌了，有的只是打架，反正都没有关系，由庄家一伙的人扮演，把钱掳走就完事。阿Q原是乏人，但这里又被写成瘟孙，本来他在社会上混，这点经验也该有的，只是作者要写赌摊的那一幕，不能不把他暂且屈尊一下了。本文中说那些摆赌摊的多不是本村人，为的是小说要省事，不想拉扯开去，其实那都是近地的破脚骨，特别是与衙役有连络的人，平常也与阿Q相识的，庄家的唱词中有“阿Q的铜钱拿过来”，可以为证。唱时将对方的名字加在里边，这是常有的事，著者这一句记录可以说是有事实的根据的。[5] 恋爱的悲剧《恋爱的悲剧》这故事是有所本的，但那也只是故事的中心，前后那些文章都是著者自己的穿插。鲁迅常传述夏穗卿的话道：中国在唐以前女人是奴隶，唐以后则男子全成为奴隶，女人乃是物品了。这话在历史上未必全正确，但譬喻却是很好，奴隶究竟还算是人，物品则更下一等，西洋中古时代基督教主教会议说女人没有灵魂，正是同样情形。在封建道德下，女人本来受着两重的压迫，在唐以后道学与佛教同时发达，空气更是严重，于事实的压迫上更加深了理论的轻蔑，这形势差不多维持了有一千年。著者借了上章阿Q欺侮小尼姑的故事做过渡，引出他对于女人的感想，就在这里把士大夫的女性观暴露了一番。他们的意见在表面上是两个，好的时候是泥美人似的玩物，说得不好是破家亡国的狐狸精，大抵前者多用于诗词，在做史论时则都是后者的一套论调了。文人读的书多，可以从妲己、褒姒讲起，以至西施、武后、杨贵妃，一直到陈圆圆，说上一大篇，虽然阿Q可能只记得害了董太师的貂蝉而已。鲁迅对于这种议论素所憎恶，就在阿Q的身上写了出来，一面是轻蔑，一面又是追求，这里与士大夫正是一致，所以本文中称许阿Q也是“正人”。又如叙述他的“学说”道：“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野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为惩治他们起见，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视，或者大声说几句‘诛心’话，或者在冷僻处便从后面掷一块小石头。”这表面是说阿Q，可是千百士大夫的面目也在里面了。当这《正传》陆续发表的时候，鲁迅亲见同部的许多老爷们都在猜疑这里那里，所说的会不会就是自己，由此可见不但那些士人颇有自知之明，著者讽刺的笔锋正确的射中了标的，也是很明了的了。[5] 地保《阿Q正传》里所说的赵府上叫阿Q赔罪的那种做法，在乡下叫作“投地保”。地保大抵等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长，乡下又称作总甲，别处或称地方，在绍兴现在虽没有这个名称，但有急难时大声呼救却仍是叫“地方”，可知那也是古已有之的。在前清末年充当地保的大都是本地的闲人，与衙役本是一类，其品质还要在轿班之下，因为抬轿究竟要些力气，他们都是游手好闲，吃上鸦片，差不多是一副瘪三神气了。论理他是主管这一坊的民事的人，但他本是皂隶的一种，所以对于农工商人他很有一点威势，在士绅面前却又成为他们的听差了。士大夫不必说，那些地主豪商，大抵捐有什么功名，大则侯补道，小的也是个县丞之流，因此算是准士大夫，有同样的势力。这些在野的统治阶级遇着平民触犯了他的时候，多是装腔作势的叫人拿名片送官，要地方官给他出气，事情小一点的则投地保，就是把地保叫来，命令他处理某人触犯的事件。地保的情状当然是各式各样，据个人小时候即光绪庚子（1900）年前后的印象来说，他穿着一件蓝布短大褂，上罩黑布背心，比例上似乎特别的长，头戴瓜皮秋帽，手里拿着一根二尺多长的烟管，外带“烟必子”和皮火刀盒。他见老爷们也不行礼，只垂手听吩咐，出去依照办理。结果总是由被投地保的赔罪了事，其条件由地保临时祈衷决定。[5] 关于舂米阿Q在赵府上出事情由于舂米，我们关于舂米来稍加说明，因为这在现今怕有些读者会得不大明白的。在乡下地主不必说，小资产阶级也大抵有些田地，每年收来的田谷至少总够吃一年而有余，平常把谷晒干了，收藏在仓间里，随时拿出一部分，去壳舂成白米。街上米店也很不少，把舂白了的米陈列在店堂内，但他们的主顾只是一般小工商人家，照例米店官量米要高声叫喊，以表示升斗的正确，但是听他喊道：“一呀一呀，二呀二呀，……”往往戛然而止，因为买的只是当日的口粮，也就是一二升罢了，很少有以斗计的，若是论石那简直是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买得起石米的人大概在家里做米，不到店里来买了。这种做米方法有两样，家中雇有长年或忙月的叫工人自舂，供给食宿，按月日给工钱，没有雇工的叫短工来做，如阿Q那样就是。短工按月计酬，譬如长年每月千钱，短工每日百文，比较加了二倍，但是不给饭吃。若是舂米则以臼计，即一臼米舂白工资若干，一日可舂两臼，大约合糙米八斗吧？本文中说阿Q在赵家舂米，吃过晚饭，破例准许点上油灯，继续舂米，这里写出赵太爷的苛刻，但那只适用于对待长期的雇工，短工没有饭吃，一臼米舂完就可以走，要剥削他除了米量增多，没有别的办法，要他多舂也不好，因为米太白了也是损失的事。[5] 黄伞格第八章里说赵秀才写了一封“黄伞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带上城，送给那举人老爷。有些人不知道这信是怎么写的，曾经问过我，我虽然看见过这样的信，但是手头没有样本一时有点说不大清楚。这是一种专门拍马屁的书启，在八行书上每行上边都抬头，下边空着不到底，第四五行写受信人的大号，特别抬高一格，望过去像是一顶黄伞，这黄伞是大官出来时所用的，所以兼有颂祷升官的意思。这黄伞在辛亥革命后是不见了，乃是用竹作伞骨，撑开后临时将伞顶套上去，周围垂下一圈，有二尺多长，在古时候，大概是同掌扇一样是遮太阳用的。黄伞格的信在尺牍书上当然可以找到好例子，记得有一部名叫《胭脂牡丹尺牍》的，是秋水轩的前辈韩鄂不所编，似最适宜，可惜手边没有这书，只好找别的材料。有范啸风的一册《代作书启稿》，中间一篇贺楚军统领江味斋中秋节的信，将前八行抄在下面，款式一切照旧，刚写满一张信纸，下文从略。其文曰：敬禀者，窃某某前贺捷禧、泐(lè)驰忱于手版，旋蒙复示，感优宠而心铭。际兹蟾窟扬辉，倍切蠡(lí)湖溯水。恭维大人望崇骠骑，令肃貔(pí)貅(xiū)。饮马东流，长驱而气吞江月。（下联是卧彪南纪，广驾而疾扫秋风，也作两行写在第二张上。）据庸俗的说法，上头抬写合格，还只是略式，道地的格式是下边要有一行特别长，约略在中央，仿佛是伞柄，黄伞格这才名副其实，上文可以说是合于这个标准的了。这种信的时代是过去了，《正传》中提了一下，须得费几百字的说明，但是它的势力不能说全已消灭，现代白话里仍有恭维这一句话，这就出现在“黄伞柄”上，是俗语的来源，这件小事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 [6] 游街示众鲁迅的文章上看不到有反对死刑的话，但是他猛烈的反对游街示众，那是很明显的。《呐喊》的《自序》中云：“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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