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宋时即已流传，并有多种抄本、刊本记载。今所见几种刊本中，《涵海》本《东坡乌台诗案》、《忏花庵丛书》本《乌台诗案》为原案实录，基本保存了诗案原貌；《苔溪渔隐从话》本按编辑诗话的要求做过删改。苏轼“乌台诗案”即苏轼四十四岁时下御史台狱一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们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而且苏轼案情涉及诗文，故史称“乌台诗案”。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七日，苏轼在知湖州任上，因朝中监察御史何大正、舒直、御史中从李正、国子博上李宜之等上札进状，举发其诗文“谤记朝政”，被自湖州追回，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狱勘问，十三月二十七日结案，择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这就是“乌台诗案”的大致始末。————————————————————————至于是那些诗词引发了此案，说法不一，其实无外乎就是“文字诛心”和“牵强附会”而已。首先有版本说是苏轼改诗而得罪了王安石，大概过程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是作为当朝宰相的王大BOSS，会因为改了首诗就贬别人吗？NO，其实仇恨由来已久，根本原因就是苏轼苏先生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敌人肯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以神宗、王安石为首的政治实权集团倡言改革，实施新政；以司马光为首的一批元老旧臣，反对改革，抵制新法。苏轼却坚定地站在了司马光一边。熙宁三年（1070），苏轼写了《上神宗皇帝》书，公开反对变法。接着，他又写了“再论”和“三论”，这就注定了他坷坎一生、颠沛流离的命运。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为杭州通判，以后转任密州、徐州，元丰二年（1079），他被调任为湖州太守。然后，苏先生就开始嘲讽了，火力全开！ 苏轼调任湖州，照例应该写一份谢恩表，他在谢恩表上写道：“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您知道我又愚昧又不能适应形势，难以追陪那些新进的权贵；但又看到我年虽老，却不爱生事，就派我去管管小民……”当时朝廷的诏令奏章是要刊行的，称为“邸报”。苏轼的谢恩表在邸报上发表后，引起人们对变法派的无情嘲笑。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苏先生对王大BOOS的单体嘲讽已经扩张到群嘲了。御史大夫舒亶向皇帝上了一本，说道：“苏轼的谢表讥切时事，搞得朝野轰动，争相传诵。他包藏祸心，怨望皇上，应口讥谤，讪渎谩骂而没有人臣之节，万死也不足以谢圣上。”他还从苏轼在杭州等地写的诗文中找出“讪上骂下”、“公为诋訾”的词句六十多条，连同搜获的《苏轼钱塘诗集》等四本诗集，作为罪证，一并进上。舒亶还振振有词地说：“陛下发青苗钱，本来是接济贫民，他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教群吏学习法令，他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办水利，他却说‘造物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推行盐法，他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诸位可以看出，这样的断章取义牵强附会，真心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无论苏先生是否有这个意思，都已经够他喝一壶了。 字字求心术，狠。案子发到御史台处理。苏轼被从湖州抓回京城，关进了御史台监狱。开始，苏轼只承认《山村绝句》等诗反映了一些民间疾苦，但绝无怨谤之心。但是，隔天一次的审讯、折磨，使他身心交瘁，最后，他只有对这些被指控的“罪诗”，按照主审官的意图，一一做出违心的解释，并屈认：“有此罪愆，甘伏朝典。”现在，重读这些诗和苏轼被逼招供的释诗“供词”，是很有意思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字字求心术”的文字罗网，是何等严酷，而中国文人在文字罗网中的冲决、挣扎，又是何等的可笑和无力。比如，《山村绝句》第一首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苏轼的供词是：“此诗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以讥盐法太急也。” 又如，《山村绝句》第二首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苏轼的供词是：“此诗意言百姓请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便使却……庄家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又如，《秋日牡丹》云：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 花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 苏轼的供词是：“……此诗讥当时执政，以花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子不得暂闲也。” 这些诗，忧国忧民，正合我国诗歌传统风雅讽谏之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但舒亶、李定之流刻意挑剔，无限上纲，苏轼之罪就在所难免了。他们把罪状和供词编织就绪后呈给皇帝，只等皇帝批准杀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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