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3年开始做电视，我给了自己九个字“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随着“东方时空”开播，到“焦点访谈”，再到“新闻调查”，一直到“实话实说”等等，坚持着这样相同的信念，我和我的同事们就这样一路走了下来。 到了2008年，我40岁了，那一年充满了巨大的交锋，奥运火炬冲突，抵制家乐福，汶川大地震，如此多历史事件宿命般地纠结在了2008年，所以我会去想很多事情。我觉得40岁要给自己一个新的目标，不能停留在“说人话、关注人、像个人”，我想起码我们评论部或者我们这些人做到了这九个字，不能再原地踏步，因此我给自己提出了12个字，叫“捍卫常识、建设理性、寻找信仰”。 几千年走过来，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它在一种杂糅了之后的中国文化里，在你姥姥给你讲的故事里，在你看的戏里，在小学课本、唐诗宋词里，这些纠缠在一起，养成了我们骨子里的信仰。比如中国人讲究对长辈的尊敬，对孩子教育舍得投入，懂得节俭，还有敬畏天地。我借墨西哥的一句谚语，大家一起赶路，突然一个墨西哥人停下来，旁边人问他为什么停下来，他说走的太快，把灵魂扔在后面，要等一等。现在我们很多人的灵魂也扔后面了，我们得等等它。 问:您觉得政府在整个社会建设理性的过程中，如何有所作为？ 白岩松:政府的理性主要体现在由人治向法治过渡。现在个人崇拜比过去减弱了，但是权力的权威崇拜其实比过去增长了。 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单位领导不算什么，办公室大家聊天，互相拍个肩膀等等。而现在，在一个小处级单位，处长弄的副处长都不敢张嘴，处长一进来，大家恨不得都颤起来。我突然发现我们个人崇拜时代结束了，但是群体权力崇拜时代却拉开了大幕，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种局面。昨天还有人问我，你怎么不从政啊？我说你觉得我适合从政吗？我说我不能让自己和让别人都不开心吧。 问:你们评论部一直用冷静的眼光看社会的变迁，您觉得，您的社会责任感能够多大程度上改变或者影响这个社会？ 白岩松:听你前面说评论部那些词儿，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听挨骂的声音很习惯，听过分表扬的声音很不习惯。评论部在我看来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没什么值得表扬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发明白一个道理，我不过是万千声音中的一个而已，有用与没用都不妨碍我自己认真的做，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我早已过了一言兴邦和一言丧邦的某种自恋或自信。 但是作为万千声音中的一个，它还是有价值的，最后汇成大交响。中国就像一列火车，有人从后面往前推，有人从前面往后拦着，有人从侧面向另一边推，更可气的是有很多人管你向哪边推，自己坐车顶上。我希望自己是从后面向前、向正确的方向推这列火车的人群当中的一个，这一点很重要。 问:我现在已经快三十岁了，没房也没车，感觉生活挺焦虑，对这些问题，我个人的责任更大一点，还是其他东西的责任更大一点？ 白岩松:首先我非常理解现在80后的生活压力，所谓的蚁族，我觉得全社会应该关爱他们。但是，不该用溺爱的方式去关爱。哪一代的青春容易呢？季羡林老先生他们那一代，年轻时去德国留学，二战开干，十年滞留在那儿，回来再没有见过妈。他当面跟我说，如果能选择，不会离开村子，不会离开妈妈。那一代人的青春是一个偌大的国家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建国这一代人的青春容易吗？该长身体的时候三年自然灾害，该谈恋爱的时候男女不分，该结婚的时候高考恢复了，刚想生孩子计划生育了。到了我们60后这拨，我2000年32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套房子，之前搬了N次家，租房子住，曾经有一次从同一个小区这个楼的六层搬到另一个楼的六层，我跟搬家公司的人说同一个小区能不能便宜？人家说“不”，而且还要加钱，因为是两个六楼。我记得我夫人在那一夜累得急性肾炎。 现在年轻人没有人再回头看那几代人的青春，我要告诉你，每一代人的青春都有挑战，那时候我们甚至连成为蚁族的条件都没有，没粮票敢在北京漂着吗？全社会关注蚁族的时候，蚁族已经在它的痛苦中具有天然的幸福，我们那时候连痛苦的资格都没有。 问:您认为民主是什么东西？中国在农村很多地方搞了很多年民主，您认为这些地方的民主有没有实现？ 白岩松:民主不一定带来最好的，但是它一定能制止最坏的，这就是民主。首先我们对民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第二，在建筑民主的过程中需要各方的理性，其实现在有很多呼吁民主的人，在我看来也有很多不理性的东西，我们有没有思考未来中国的民主模式是什么？其实破坏非常容易，建设很难，在民主这方面，我们现在面临着建设的巨大挑战，这是需要整个社会思考的问题。 第三，基层的民主，我非常看重，为什么？他要让我们普通农民先知道投票权是什么，然后知道选择是什么，然后知道比例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我认为咱们姑且不论个别地区有没有真正的民主，但是他已经让人知道这些个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很重要。 中国的民主进程正在陆续拉开大幕，我认为这五到十年是媒体人最有责任和最有作为的时候。我觉得要不悲观，又不盲目乐观，做好自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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