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科学”一词首先源于自然领域，传统的观点强调知识的客观性，而这种客观性又由可还原性和可实证性来保障；显然，经济学并不符合这一特性，甚至经济学也不符合波普尔证伪主义要求。那么，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呢？如果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的话，又如何理解呢？是以重拾旧文一篇以究其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反思（十二）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由于受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尽量避开伦理判断，另一方面则公开声言要尽量做到“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特别是，国内一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人士往往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强调实证，并大肆宣称，他们所从事的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果真如此吗？要对此作一解答就需要弄明白以下一系列问题：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如何？它是否属于科学？而这又需要进一步搞清楚“科学”的内涵是什么？一、如何理解“科学”之内涵现在我们理解的“科学”往往是来自于西方的主流社会，而西方主流社会所理解的科学是建立在实证论和还原论的基础之上：其中，实证论就是指理论必须可以经受起实践的实证检验，而还原论则意味着理论所依赖的条件可以复原。正是基于这两个基础，数学往往是科学理论的基本的逻辑分析工具，数据资料则成为科学理论的基本支撑，这在自然科学领域是根本性的；也正因如此，主流经济学为了强调经济学的科学性，也强调经济学的数量化。一方面，基于实证论的要求，经济学强化了实证主义，并逐渐走上了计量化道路，这种倾向移植到国内后就发生了进一步的蜕变：没有数据的就不是研究，当然也就谈不上“科学”性；另一方面，基于还原论的要求，经济学强化了抽象主义思想，并逐渐走上了数理化道路，这种倾向也纳入到国内后也发生了蜕变：没有数学模型就不会是经济学的专业文章，当然也就谈不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问题是，经济学“科学化”所基于的实证论和还原论果真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相一致吗？一方面，自然科学强调被抽象的条件在实践或试验中是可以还原的，正因如此，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和结论才可以得到检验；但是，经济学被抽象的条件在实践或试验中根本上无法还原，从而经济学的理论和结论无法得到检验。另一方面，影响经济现象的因素是如此之多，如此不可分离地纠合在一起，但经济学真实的还原取向却是：把具体的社会人还原为孤立的原子人，把人的社会行为还原为动物的本能冲动，从而可以在几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上进行数学建模；但显然，经济学中对还原的这种理解和运用实际上是对现实世界进行的扭曲，这与自然科学中的还原方法很不一致。显然，经济学并不符合西方主流社会所理解的科学含义，与自然科学的科学特性也根本不同，也“无法满足一个或多个流行的实证主义或波普尔主义的评价‘某一理论是否是科学’的标准”；例如，考德威尔就写道，“经济学家们提供的用以检验他们自己的理论的数据还不足以产生令人信服的检验结果。经济学家们通过严格界定他们学科的范围来对此做出反应。比起被局限在这个范围内的内容来说，真实世界要丰富得多。因此，经济学又是‘不精确’的科学”。不过，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却依然把自然科学视为自己追慕的对象，并大言不惭地宣称其理论和观点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以此来误导社会大众和政策决策；也正是基于这种宣言和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距这一点，笔者以为，当前主流的经济学是地地道道的“伪科学”。事实上，我们很少听到有学者探讨法学或社会学是不是一门科学，因为这些学科的每个流派都认识到自身的缺陷，都不会把自己的主张看成是客观、普遍的，从而也就不存在像经济学界那样的“正”、“伪”之辨。那么，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呢？这就取决于对科学的理解。熊彼特认为，“如果我们规定使用与数理物理学相类似的方法是科学的特点的话，那么，整个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中只有一小部分是‘科学的’。再说，如果我们按照‘科学就是计量’这句话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经济学中有些部分是科学的。其余部分就不是了”；即使如此，熊彼特还是强调，“这里不应该有‘等级’之分或‘尊严’等感情方面的因素：一门学问被称之为科学并不意味着抬高它或者相反”。事实上，尽管长期以来人们以实证标准来解决科学和玄学的分界问题：科学的理论是可以被经验证实的，因而是有意义的，而玄学不能被经验所证实，因而是没意义的。但是，波普尔对这个标准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可证实性并不能用来对理论的科学性进行确认，因为科学的理论是对事实的解释，而每一种解释都与一系列关于绝对普遍的特征的假设有关，但绝对普遍的命题是从来不会被经验观察所证实；相反，每个命题都可以被经验观察所证伪，为此，波普尔提出了其替代方案：科学的显著特征在于它的经验的可证伪性。显然，根据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科学的发展历史就不能被视为经证实的理论的积累，而是由于错误的理论不断被经验所抛弃而造成的理论的进化和变迁过程；也即，科学的知识仅仅是证伪的尝试失败后的残余物，是一些可能被证伪的、但尚未被抛弃的、猜测性的理论的集合体。显然，按照证伪主义标准，任何理论要被认为是科学的，就必须能够被经验所证伪；但显然，经济学也不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因为任何经济学家在提出它的理论时都设计了种种防止遭到反驳的“免疫策略”，而这正是波普尔大力攻击的。那么，经济学是否可归属为一门科学呢？费耶阿本德写道：“那种认为科学能够且应该依据一些固定的法则来发展，认为理性是由这些法则所构成的观点，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说它不现实，是因为它把人类的才智以及促进或者导致这些才智的发展的环境条件看得过于简单了。说它有害，使因为强化这些法则的努力毫无疑问会阻碍人类对自由的追求，会在提高我们的职业素质的同时降低了我们的人性”。在博兰看来，上述证伪主义是一种为布劳格等强加其上的较为流行的通俗波普尔观点，而波普尔另一种更为重要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苏格拉底式观点，它强调理性的批判作用而不是将科学等同于理性以及理性选择，而批判就是批判性的辩论，从而强调理论的思辨性；这种观点强调问题的中心性，为了理解任何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我们必须知道他所关心的问题，每一种思想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对问题的解决或对提问的回答的事后结果。正因如此，波普尔提出，社会科学一概采用“情境分析”和“环境逻辑”的方法：当一个行为者没有按预期的那样表现时，经济学家往往会改变对环境的描述，直至他们看到了通常作为理性的当事人对一系列目标与限制的反应的预期行为的出现。显然，根据苏格拉底式的波普尔主义观点，科学应该被视为一个过程，一个从本质上来说是处于经常变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建立在不可动摇的稳定真理的过程；因此，非但科学本身就是天然不稳定的，而且，科学就是没有科学方法的科学的思考。实际上，科学之所以发生了强调客观性和稳定性而排除主体性和变动性的因素，根本上在于启蒙运动以后所形成建构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当时，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和膨胀，科学开始取代神学，人们普遍相信，如果科学是合理的，那么它就是稳定的；正是理性产生了普遍性，而普遍性又产生了稳定性，其中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牛顿力学。正因如此，在18世纪以后漫长的整个两个世纪里，人们更多地认为科学史学家或科学哲学家的任务在于解释科学的成功，以致人们很少看到科学的不稳定性；如胡塞尔所说，只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才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这种的价值判断的转变，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是不可避免的了”。然而，20世纪初爱因斯坦理论的崛起对牛顿理论以及归纳法优越论者的科学方法的充分性提出了挑战，它公开表明，科学也可试错的，科学的正确性并不必然是一个不可错的科学方法的结果。因此，正如胡塞尔指出，“科学”一词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不等同于现代物理学和以现代物理学为蓝本的科学，只是由于近代实证科学不断取得成功而形而上学一再遭到失败，人们才误以为惟一真正的科学是实证科学，但一个以理性的方式认识全部存有的普遍的科学的观点并不因为形而上学迄今没有获得成功而表明是错误的。当然，从某种角度上讲，自然世界具有客观性和可抽象性，从而便于科学化的分析，胡塞尔就指出，“单纯的关于物体的科学对此显然是无话可说，它们完全舍弃主观方面的问题”；也正因如此，自然科学也以揭示事物之间内在的因果机理为鹄的，并充分利用数学公式进行严格的和定量的分析。但是，经济学领域的实证要难得多，正如豪斯曼指出的，“由于缺少数据（与经济知识状况有关），我们对于哪些理论将得到更好的证实几乎一无所知。考虑到经济学基本的行为假定的初始可信性，即使面对的是明显的否定，也要保持对这些假定的认可，这种做法是明智的”，尽管“这样一种保护的结果是使经济学不能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什么东西”。为此，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现实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事实上，后面将要指出的，社会现象本身就是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而且，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本身是以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亲身理解为基础的，对社会事物内在本质的认知也是以对目的和意义的理解为目标的；而且，由于没有任何已知的方法来衡量社会现象的度，因而社会科学的研究更为凸显出定性的特点。一般来说，要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必须这样三个认知层次：首先，要探究促使社会事件产生的各种力量，弄清有关的个人或集体、他们的目标或利益以及他们所能掌握的势力；当然，对利益的理解往往是主观性的，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研究往往被设想为是朝着某些鹄的的理性或非理性的行为定向的一种想象性的重建。其次，除了单从目的论上了解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之外，还必须了解事件出现的意义和重要性，它是如何影响其他事件的；也就是说，为了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超出单纯分析事实的因果，即分析动机、利益关系以及由行动所造成的反应，而是必须把每一事件理解为是在整体之中扮演某种特殊性的角色。最后，要理解一个社会事件的意义和重要性，还必须在分析它的起源、结果和局势价值之外，进一步分析支配着所论述的时代的客观的、基本的历史趋势和倾向，分析所论述的事件对历史进程的贡献等等。例如，要理解当前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现状，就必须从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权力结构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探求，而不仅仅是依靠几个统计数据；实际上，衡量收入分配状况的指标如基尼系数等本身就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单纯根据这种指标是无法进行合理的决策的。正因如此，我们说，科学并非是自然学科的专有名词，那些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学科也并不一定要以自然科学为模具。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认识科学的目的，而传统上对科学的目的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是为了发现有用的原则，抑或只是为了寻求解释和真理？“科学实在论者”认为，科学不但使我们能够做出准确可信的预测，而且能使我们发现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真理，按此对现象作出解释，只要一个理论得到充分的支持（即使还存在不可观察的现象）就是科学的；而“工具主义者”则怀疑发现真理和作出理论解释的可能性，而是认为科学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一套工具以使人们借此作出可靠而有用的预测。尽管这两个流派在对不可观察的事物所作出的论断的解释上存在差异，但它们一致认为科学家应当发展出清晰的描述不可观察事实的理论，使不熟悉的现象变得令人熟悉，通过发现某一现象背后更基础的规律来解释现象；正因如此，从广义上理解，任何一个人们努力加以完善并提高自身认知的知识体系都可以被看成科学。这也意味着，逻辑实证主义并非是评判科学的根本性标准，事实上，随着实证主义的衰落，“哲学家也已经达成了共识，即：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标准来衡量某个理论是否是科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对“科学”的内涵和外延重新进行界定。事实上，经济学的辩护者就宣称，“既然经济学不存在逻辑上或概念上的不一致，那它就是一门关于人类行为和/或其综合效率的值得尊重的科学”。为了使经济学可以进入所谓科学的殿堂，熊彼特就提出了一个很宽泛的定义：“一门科学就是任何一门知识，是人们努力加以完善的对象，这种努力产生了思维的习惯――方法或‘技巧’――以及掌握由这种技巧发掘出来的事实，而这些事实都超越了日常生活中思维习惯与实际知识的范围”，换句话说，“一门科学是任何一种知识，它发展了寻找事实和解释或者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然而，熊彼特这个具有很大包容性的定义却似乎过于宽泛了，就连熊彼特本人也承认，这个科学概念甚至可以将巫术、占星术等也包含在内；不过，如果沿着熊彼特的这一思路作一些变通，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对科学更为一般的理解：所谓科学就是“能够实现我们为此研究所追求的目的”的理论体系。当然，这种目的可以是人们努力改变现状以求实现的，也可以是仅仅对一些现象的解释；因此，根据目的不同，科学本身的理解也存在外延上的层次问题，也即存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两个目的层次。不过，两个层次本身也往往是相通的：譬如，人们看到鸟会飞，就希望探究它会飞的原因，探究了这个原因之后，就可以实现人类飞翔的理想；再如，在经济学中我们可以探究人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原因，基于原由的认识又可以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来实现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的目的。一般来说，科学的目的首先是要提高人们的认识，例如，波普尔就认为，“科学的目的是：为所有那些给我们印象深刻而又需要解释的东西找到令人满意的解释。所谓的一种解释（或是一种因果性的解释），就是指一组越来描述有待解释的事态的陈述，而其他的解释性的陈述，则构成有关‘解释’这个词的更狭义的‘解释’”；同样，韦伯也强调，“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显然，从这个角度上讲，如果占星术是天文学的初级阶段，体现了当时人们对星象的认知水平，因而它在当时也可以被视为科学，尽管其认知已经为更完善的知识被证伪了；同样，经济学本身也可以被视为是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目的是为了提高我们对现实中经济现象（乃至其他非社会现象）的理解，并且，由于提高了我们的理解，从而我们可以更好地实现我们生活中的目标，如增进我们自身或者社会的福利等。当然，我们必须清楚，经济学本身应该归属于科学范畴是一回事，但现实中出现出的经济学研究是否是科学的则又是另一回事；究其原因在于，现象往往与本质要求并不保持一致，当前的经济学研究也许不能实现我们认知和实践的目的。不过，只要研究者本着求知的态度，即使现在的认知还存在很多不足，但终究是在朝科学的方向迈进；从这个角度上讲，目前的理论错误仅仅是特定时代的认知不足，而不构成主观上的欺骗，这是任何学科的发展必然经历的，因而即使理论具有局限性也不能构成“伪科学”的条件。波普尔指出，一项科学为了使解释令人满意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首先，必须在逻辑上承担待解释项。其次，解释应该是真的，尽管一般来说，都不知道它是真的；但无论如何，必须不知道它是假的，即使在经过最具批判性的考验之后。如果不知道它是真的，就必须有赞成它的独立证据”。显然，主流经济学的很多结论都已经被现实和逻辑证伪，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家明显明白其理论存在重要缺陷，甚至自己也根本不相信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但是，他们却试图通过各种包装来使人相信其理论的客观性、科学性，并由此牟取大量私利，这也正是笔者将当前主流经济学特别是国内那种“主流经济学”称作“伪科学”的原因。其实，阿莱曾指出，“每一个科学的模型都有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是作明确的假设；然后从这些假设推论出它们的全部含义，而且仅仅推论出这些含义；最后将这些含义与观察到的数据进行对照比较。在这三个阶段中，只有第一和第三阶段――作假设和用现实验证结果――是经济学家感兴趣的。第二阶段是纯粹的逻辑和数学阶段，是统一反复，只有数学意义”；而且，“一个模型和它代表的理论被接受，至少是暂时接受，或是被拒绝，取决于观察到的数据与模型的假设和含义是否相符。若一种理论的假设或含义与现实世界相冲突，这种理论就毫无科学意义。纯粹的逻辑或数学推理，若与现实没有明显的联系，对于理解现实世界来说，就没有价值”。二、如何理解经济学科之特性也正是由于科学中所潜藏的个人认知、信念以及由此带来的主观性的差异，人们可以把科学进一步分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由于研究的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社会现象而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而自然科学则由于研究的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而被视为具有客观性的学科。显然，由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因而经济学本身也拥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以及经济学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往往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不同的学者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经济学的性质在不同个体的认知上往往存在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于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于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出现出来的特性也往往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辛古典经济学呈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当然，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如何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经济学研究对象毕竟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似；例如，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2）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都存在有关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方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人类行为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就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而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而且，由于作为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有改造社会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因而呈现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产生了两个基本相差极大的特性：人文（科学）性和（社会）科学性。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而“社会科学”更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1]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个人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它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而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通过人的理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的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或者实证性质的科学。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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