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nst,这个问题您这样的高手应该很清楚.
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中华民族向来以坚韧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而著称，而这些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却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反抗，可见是一个何等的“盛世”！
看一下这里
http://tieba.baidu.com/f?kz=1178542 满清三百年统治期间，坚持八旗制度，强调满汉不通婚；筑起种族隔离墙，不准汉族去东北、蒙古，不准蒙古平民入汉地。种种举措又如何？从入关开始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到变法时候的“汉人兴，满人亡”、“宁与友邦，不予家奴”、“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直到“保大清不保中国”和“保中国不保大清”的冲突总爆发，由始至终，就没有看到“清朝政权的利益就代表了包括汉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满目看去，多的竟然是原先对中原中央政权更迭不感兴趣的苗瑶壮诸民族纷纷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
中国古代历史上民族歧视最少的当数唐朝。最严重的是明朝？唐朝好到国防军领兵大将都是胡人。那为明奋战的满桂，秦良玉，李如松是汉族吗？
明在存在的几百年里，只在灭亡前，因由对满鞑对倭寇的战争以及大规模的疫病，
使得北方和西北出现大规模的饥荒，也因此产生大规模流民起义。最终导致文明国家的沦陷。但中国的北方在五代的破坏后，其实就已经养不活那么大量的人口，一直需要漕运和灾年的中央财政拯济。
而中国的富庶的四川和南方以及西南民族地区都始终支持这文明国家。
而满清人头滚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洗城、昆山、平湖、乍浦、海盐、海宁、金华、江西全境、还有广州，全部遭受屠城之灾，竟将四川全部屠净。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雍正即位后对西北镇压，财政上的困窘就算是靠抄家所得，也无法完全因应。也就不顾什么所谓的永不加赋的虚妄手段，于是就祭起类张居正实施"一条鞭法"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统一折银征收，把丁役摊入地亩的改革。
可八旗体制万万不可动，要知道光是每年的旗禄就足几千万两。尽管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中，八旗兵军纪已散，军力已大不如前。此后，八旗子弟和八旗兵更加骄怠，他们凭借权势，横行无忌，无恶不作；不仅军纪败坏，训练荒疏，而且生活腐化，吸毒聚赌，包伶嫖娼，甚至敲诈勒索，蹂躏百姓。原来剽悍英武的八旗兵变成不能打仗、只会扰民的老爷兵，八旗子弟成了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和坐吃山空的败家子。后来，朝廷一有战事，便主要依靠绿营兵。但绿营兵在腐败的社会大环境下也很快腐化，克扣军饷，兵匪勾结，贪污中饱，弊端丛丛，也沦为徒有其表，只能吓唬平民老百姓的花架子军队。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闹剧（《嘉庆朝东华录》，卷7，嘉庆4年正月）。
所谓的改革都是在这民族压迫毫不动摇的基础上的。所以后来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中国从此陷入三重压迫的亡国灭种深渊。
（顺治8年）全国人口锐减为1400万，而明代全国人口的最高数字是6330余万
（据王世贞所说）。随着人口的锐减土地也在大量的荒芜。据史料记载，清代顺治末年（1661年）全国的耕地面积是5亿多亩，而明末（万历8年，1580年）是7 亿亩。
也许有人要说，在“除旧布新”的战争期间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而导致生产暂时的停滞是在所难免的。不错，可是中国历史上有哪一次改朝换代给中华民族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劫难？他们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恐怕只有20世纪的日本侵略者才可与之“媲美”。而且，清朝在取得了全国政权之后的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把全国人民都平等地作为自己的臣民，而是把其他民族的人民当作异类，作为奴隶，实行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故而，从清初的“反清复明”到清末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华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满清王朝的反抗斗争。
从大中华的角度来说，所谓清朝所开拓的疆土大部分在汉唐时代不就是我们的匈奴、突厥、回鹘、吐蕃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吗？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因下江南而闻名于世的酒肉皇帝，即隋炀帝杨广、明武宗朱厚照和“康乾盛世”的“圣主”之一的乾隆皇帝弘历。康熙下江南虽然较为节约，但其浩大的费用也不知挥霍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到乾隆下江南时，豪侈远远超过他的祖父和历史上的另两位前辈。其声势之大、糜费之甚是真正的史无前例。而且据史书记载，南巡集团“象一群初登岸的饥饿海盗一样，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洗劫一空”，巡幸所到各地，“酒无虚日，城开不夜”（戴逸《简明清史》第二册第363面）。我们很难想象，这样不体恤人民疾苦的酒肉皇帝能治出什么“盛世”来。
“康乾盛世”的三个皇帝都喜欢大兴土木来劳民伤财。康熙在热河建避暑山庄36景，乾隆扩充为72景。当时有民谚云：“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
雍正修圆明园28景，乾隆扩建成40景。皇帝生活如此豪华奢侈，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以及大地主、大商人当然是纷纷仿效，无不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官吏的贪污已成为合理、合法的了，敲诈、勒索来的银子美其名曰“养廉银”。“三年清 知府，十万雪花银”在清代是十分普遍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坤就出在乾隆末年。
官贪吏虐，广大的劳动人民只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了。在“盛世”的表面现象之下隐藏着的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沉闷和黑暗，朝鲜使臣赵显命于乾隆8年
（1743年）出使中国后回到朝鲜就报告说：“外似升平，内实蛊坏。以臣所见，不出数十年，天下必有大乱”（《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果然，其后不到30年即相继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义、闽粤天地会起义等。实际上，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世，各族人民反抗压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康熙末年有朱一贵起义，雍正时有谢禄正起义，乾隆时有李梅和李开化起义，较大的群众斗争则举不胜举。中华民族向来以坚韧的吃苦耐劳的优良传统而著称，而这些生活在“盛世”之下的人民却被迫铤而走险，纷纷起来反抗，可见是一个何等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