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含义：小说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写出了“官逼民反”、“乱由上作”的历史真实，揭示出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在于残酷的封建压迫和剥削，肯定和歌颂了农民革命斗争的正义性。
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长篇小说，元末明初施耐庵根据长期流传在民间的水浒故事整理改写而成。版本很多，常见的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七十回本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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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显示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全书巨大的历史主题，主要是通过对起义英雄的歌颂和对他们斗争的描绘中具体表现出来的。
因而英雄形象塑造的成功，是作品具有光辉艺术生命的重要因素。在《水浒传》中，至少出现了一二十个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水浒传》全书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过程为主线，通过各个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走上小规模联合反抗，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
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
宋江原是一位周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巅峰之时选择了妥协、招安，最终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小说以高俅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正是他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挺而走险，奋起反抗。
同时，小说还对田虎、王庆、方腊等其他地区的农民起义军作了一定的侧面描写，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的各种社会现象和问题，以及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浒传
，《水浒传》以“结义”、“聚义”为全书的结构线索，又特别标举一个“义”字为全书的精神核心。宋元以来的小说、戏曲最喜杜撰所谓“结义”的故事，津津乐道而不疲。不仅《三国》、《水浒》，其他故事亦多如此。所谓结为“异姓兄弟”，形式上是对中国长期以来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的“模拟”，但这种“亚关系”的被强调，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对传统思想“解构”的一面，这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体系变化在人们观念心理上的一种表现。因为中国古代从宗法社会关系体系派生出来的传统道德思想——特别是董仲舒、朱熹等人对儒学进行一次次改造以后的道德思想一直是以“忠孝”为首的。“孝”是基础，“忠”是“孝”的放大，而皇权至上又将“忠”推到绝对的高度。现在这种非血缘的“亚关系”被强调，“义”的地位被提高，尽管没有否定“忠孝”的意思，却无形中贬抑了“忠孝”。 从标举“义”这一点上看，《水浒传》与《三国志演义》等许多同时代的“通俗文学”作品基本是一致的。这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义”与中国儒家经典中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义”既有一定的联系，也有很大的差别，说明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异于往古的变异。不过，《水浒传》中所强调的“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义”也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义”在《三国志演义》中是最高的道德概念，尽管其内涵相当复杂，若概而言之，则强调的主要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准则。《水浒传》讲的不是帝王将相，而是草莽间英雄好汉的传奇故事。梁山好汉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这个“道”只能理解为“公道”，所以“替天行道”大概只能理解为为人间打抱不平。朝廷、官府所不能解决的人间不平之事，由梁山好汉来伸理，诛残除暴，这就是“替天行道”的含义。因此“替天行道”不过是“行侠仗义”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也就是说，《水浒传》首先强调的是“侠义”。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另一种说法是：作者施耐庵由于厌恶尔虞我诈的官场，仅供职两年，便辞官回到老家，一面教书，一面写《江湖豪客传》。书终于脱稿了，施耐庵对书中的情节都很满意，只是觉得书名欠佳。当时还是施耐庵学生的罗贯中建议书名为《水浒》，施耐庵一听，高兴得连声说：“好，好！这个书名太好了！‘水浒’，即水边的意思，有‘在野’的含义，且合《诗经》里‘古公檀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的典故，妙哉！”于是将《江湖豪客传》正式改名为《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