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教育”一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说文解字》释“教，上所施下所效”，“育，养子使作善也”。中国自古以教育为国本，数千年来弦歌不绝，文明璀璨，皆赖文教之功。但我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从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办学实践以至大部分教育内容，皆发端于清末，舶来自域外。现代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专门人才、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一般认为，十九世纪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在“五四运动”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是“以日为师”。如：清政府颁布的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癸卯学制》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关于近代日本的教育模式照搬到中国的结果，蒋方震将军 当时曾有评价：近代中国从日本引进两件东西，皆害死人，一是陆军，一是教育。从前的山长是聘的，是巡抚总督的客、是先生，现在的校长是札是饬，替督军省长做走狗还够不上。所以从前是天地君亲师，现在变了杂货店的伙计。”将军遣词如用兵，活画官僚教育制度之弊端如影传形，今人读之，同声一叹！“五四”潮起，国人警醒，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呼声中，以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倡导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为代表，我国的高等教育顺应时代的潮流和社会革命的需要，积极培养学生独立自主开放进步的思想和精神，为五四运动的蓬勃兴起和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自身也迈入了一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发展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期间，以“刚毅坚卓”为训，在物质条件极其匮乏、内忧外患同在的环境中，培养出了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有蜚声中外的学术大师和文学巨匠，有我国两弹一星科技元勋，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行各业的专家、骨干。“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西南联大都是一个奇迹，都是一个永远的光荣和丰碑” 。然而，由于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朽，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我国高等教育仅能维持很小的规模，制度不能健全，体系难以完善。新中国成立之后，对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建，并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对教育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教育的重心是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工程和科学技术；削减综合性大学，以发展专门学院为主。在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低下、极度缺乏各类专业人才的时代，这样的“专才教育”模式确实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造就了大批国家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迅速成为建设、科研的骨干力量，为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77年，随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其效果仍然不能尽如人意——如钱老所言——“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个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成熟的首要条件，是树立与本国社会、经济、文化现实状况及长远发展方向相适应的人才需求目标，即本国当前和今后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样培养所需的人才，以此确立本国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其次是为高等教育提供必要的投入，维系其运转，促进其发展。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充分的物质条件，高等教育体系才能建立并完善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系统地开展教学、研究，逐渐形成自己的学术积累和学术传统，构建起自己的科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与国际同行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并在某些领域有所创新突破。而回顾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自诞生至今百余年的沧桑历程，恰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经济制度连续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国家、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总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之中，导致高等教育指导思想不断发生变化甚至根本性的转向，教育体制、结构、模式被不断调整甚至重建，高等教育始终无法遵循某一确定的方向获得充分的发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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