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静制动、以虚写实
审美主体面对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需要保持虚静的心理状态。苏轼曰：“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送参寥师》）。涌动的万物投射、映照于心空，审美主体只有宅心玄远，心境澄明，才能创造出意境“空白”。
万物跃迁，昭晰互进，纷纷涌入诗人的心胸。而物欲利害也在纷扰人心，进而影响到诗人的艺术构思。诗人必须虚静其心、超越功利，才可实现以静制动，对自然万物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活动是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活动。正如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言：“画家的心中若填满了名利世故，而欲在作品中开辟境界，抒写性灵，恐怕是很难的事。”② 对于诗人而言，也是如此。因此，诗人必须超越世俗的纷扰，摆脱功名利禄的诱惑，与现实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以宁静浑沦之心去映照活泼泼的生命情调。“万物静观皆自得”，审美主体惟有凝心静虑，方能直觉体验到律动不已的万物的本质。“素处以默，妙机其微”；“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二十四诗品》）正是对诗人静心凝神、直观本质的生动描述。
诗人虚应万物，静观本质，在最静的那一刻，在永恒的一瞬间，对蓬勃流行的自然万物进行审美观照，心与物游，主客观契合，达到与自然万物同为一体的境界，从而创造出意境“空白”。
诗人心境空明，所以往往能以虚运实，在恍惚飘渺的虚空之中见出生命绸缪往复、优游徘徊，从而使诗歌具有空灵淡远的意境。诗人通常描写遥岑寒沙、淡烟远岸等虚空渺远之景。在隐约迷蒙、虚无缥缈的空间之中自由地展开性灵的跃迁活动。沈宗骞《芥舟学画编》卷一云：“夫秋水蒹葭望伊人而宛在，平林远岫托遥兴而悠然，古之骚人畸士，往往借此抒其性灵而形诸舞咏，因更假图写以寓其恬淡冲和之致，故其为迹多闲闲数笔而其言思能令人玩赏不尽。”平林远岫、秋水蒹葭是艺术家追求的极境。在杳杳空蒙、迷离恍惚之间，人与景似远若近、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留下悠远不尽的意趣。
诗人在仰观俯察、游目骋怀之际，常有笼罩一切的气度，包揽宇宙的胸襟，在观照自然万物之时，以大观小，用幽深远阔的宇宙情怀去拥抱万物；借虚运实，以无限去概括有限。“万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风日几重阳”的诗句正是把“江水”、“重阳”置于苍茫空渺的时空之中，意境渺远空旷。加上虚字的使用，开合呼应，更见悠扬委婉，意韵无穷。宋僧道灿的重阳诗句“天地一东篱，万古一重九”也是如此，诗人赋予“东篱”、“重九”以永恒的时间意识、宇宙意识，喻无尽于有限。
2、万取一收、以少总多
中国画用笔十分简约，常常只着墨于寒塘雁迹、太虚片云等细微之处。虽只廖廖数笔却写出画家通天尽人之怀。同样，中国的古典诗歌也十分注重提炼文字，抓住生活中富有包孕性的一点进行集中描绘，万取一收，以少总多，以创造意境“空白”，增强意境“空白”的表现力。
日常生活中，语言传递着思想，但往往又遮蔽了意义，不能完满地表达人们复杂的思想感情。同样，在艺术创作中，语言也无法完全传达艺术家丰富的审美体验。许多诗歌理论家都认识到语言这种无法“尽意”的局限性。陆机存在“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忧患；刘勰也陷入“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困境……正是因为“言不尽意”，所以人们诉求超越语言，试图破语言之执。古代诗歌理论家提出的跨越语言的理想，就是提炼语言文字，寄意于言外，让人们在言外获得无穷的意蕴。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的“用晦”主张。认为诗歌贵在言近旨远，辞浅义深。唐代的皎然更是道出“寄意于言外”的极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诗式》）。清代刘熙载的看法与皎然同出一辙。他在评论杜甫诗歌时写道：“杜诗只有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艺概》）。精炼的语言文字中自然流溢的性情深深打动、感染着读者，人们已经忘记“言不尽意”的缺憾，而沉浸在意境“空白”之中。可见，优秀的诗人，能够避开语言的局限，寄意于言外，在言外建立一个真挚感人、风光无限的世界。读者亦陶醉其中，得意忘言。
诗歌容量的有限性与社会生活的广阔性、思想感情的丰富性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诗人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生活全部描绘出来；诗歌也不可能把瞬息万变的感情完全表达出来。因此，诗人在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感情时，就采取“以少总多”的方法，抓住生活中最富有包孕性的一点进行着力刻划。以一滴水折射太阳的光辉；从须臾之间观照古今；透过一点红表现无边春色……诗人在创作时常常万取一收，着力刻划一个动作、一句话语、一处景物、一种心理……以反映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表现人物内心复杂的情感。
3、以“比兴”促含蓄
“比兴”最初被用来美刺上政。臣子对君王的行为不便直接言说，就引类讽谏、取事劝喻。如以雨露比君恩泽、以雷霆比君威刑，以山河比君邦国……“比兴”还是一种修辞手段。郑众对“比兴”作出如下解释：“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之于物”（《周礼注疏》）。即诗人通过具体的物象来表达自己潜在的、特定的思想内涵。这种修辞手段的运用在《楚辞》之中俯拾皆是。屈原往往以善鸟香草配忠贞君子，以恶禽臭物比谗佞小人……后代的诗人也十分注重采用“比兴”手法，托词于物，言在此而意在彼。陶渊明常以“孤云”比“贫士”；鲍照以“直”比“朱弦”，以“清”比“玉壶”……引类譬喻，举迩类远，意味深长。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比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其中最突出的是他“以起释兴”。不仅认为“兴”是一种修辞手段，而且还把它引入审美领域。“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文心雕龙·比兴》）。由此可见，“兴”不止是一种修辞手段，还指诗人借助于物象来传达某种不可言喻的情感。
“兴”隐而不显，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感物而发，寄寓情思于物象，又形成“兴象”。诗人常借“兴象”传达丰富的情感。在中国古典诗歌中，一些事物被赋予特定的情感内涵。“流水”象征时光飞逝；“红叶”寄托相思之情；“杨柳”隐喻离别伤感……诗歌由此产生悠远不尽、绵延不绝的艺术韵味。
诗人以“比兴”促含蓄。“比”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举类迩而见义远”。“兴”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法，更隐藏着丰富的情感。它难以指陈、飘忽不定、含蓄蕴藉，具有极大的包孕性与不确定性，构成诗歌的深层审美内涵，促发诗歌终极的审美魅力，也给读者留下极大的审美想象空间。
诗人创造出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艺术意境“空白”，在抒发自身独特审美体验的同时，也将创作视角指向未来的接受者。接受主体通过对“空白”的填补与创造，与创作主体进行着心灵的对话，也创造、延伸、扩展了“空白”，获得“韵外之致”、“味外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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