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的科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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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蒙古建立的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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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奴隶社会

元朝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更接近奴隶社会。元朝所处的历史阶段撑死了算半封建半奴隶社会比起几百年前的唐朝的封建文明阶段来说都是大大的落后。和宋朝人民自由的经济商业社会更是大大的落后,至少落后几百年的文明进程。

元朝统治实行领主分封制、工奴制这些都是典型的奴隶社会特征。元朝大量“驱口”(奴隶)极其普遍的存在,证明元朝是奴隶社会。在开设的“人市”可以任意买卖驱口。在元朝一个中等官员就可能有人上百个驱口,一个大使长(奴隶主)的驱口往往成千上万,忽必烈宠臣阿合马就有七千多个驱口。

驱口就是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是主人的私有财产。驱口既要向使长缴租,也要向政府纳赋。元朝法律规定“驱口与钱物同”。主人可以随意买卖或馈赠。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八十七,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一百七。杀一个“驱口”与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元朝佃户地位也极其低下,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在元朝曾是自由之身的农民再度沦于农奴的命运。

元朝不止用法律的形式赤裸裸的宣布各族人的不平等,也赤裸裸的宣布同种人的极度不平等。元朝这个由低级原始民族游牧部落建立的朝代使中国又回到了奴隶社会。

二、元朝不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

目前许多中国人认为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武功最强的朝代,这是一种误解。大大的认识错误。元朝灭了南宋后迅速腐化堕落。其腐化堕落的程度与速度比满清的八旗子弟有过之而无不及。忽必烈很窝囊,对日本、瓜哇的讨伐皆力不从心,死时很窝火。忽必烈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所以现在吹嘘蒙古的人只有吹嘘铁木真,而铁木真死时根本就没有统一中国,别说南宋就是金朝都没完全攻占。元朝对外战绩可谓其差无比。

元朝自统一中国后,其对外战争几乎是次次失败。众所周知忽必烈于公元1274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81(至元十八年)两次发动对日本的远征,皆以惨败而告终。从此日本人开始从仰视中国到蔑视中国。公元1282(至元十九年)、公元1288年(至元二十五年)元朝军队两次征伐安南(今越南北部)最后的结果还是都以惨败告终。公元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元军远征占城(越南中南部),公元1293年(至元三十年)远征瓜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又是均以失败告终。忽必烈抱着遗狠耿耿于怀而死,忽必烈之后元朝谈不上对外有什么战绩。历史再次证明,擅长掠夺贫穷的流氓强盗,喜欢不劳而获的原始游牧民族再抢到富贵的学者文明人的财富,享受到幸福后,它们往往表现得更贪生怕死。

元朝成立后对外战绩是其差无比的。元朝不仅根本没有给中国增光,反而给中国丢尽了脸。

三、“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

许多国人大概都以为“倭寇之祸”始于明朝,其实“倭寇之祸”是从元朝开始的。公元1308年(元武宗至大元年)倭寇在庆元“城郭,抄略居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倭寇欺负中国的记载。元政府对倭寇入侵表现得无能为力。公元1309年(元武宗至大二年)七月,枢密院臣言:“去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1311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以江浙省尝言:“两浙沿海濒江隘口,地接诸蕃,海寇出没。”枢密院官议:“庆元与日本相接,且为倭商焚毁。”元朝统一中国后不到三十年已经被日本人欺负了。

元朝末年倭寇更是日益猖獗,红巾军起义时占领辽东的金、夏二州后,“倭人攻金夏州,杀红军据其州者,即奏遣人往赏赉而抚安之。”此时元政府竟然无耻到派人加赏倭寇。

四、元朝用法律形式规定妇女不许改嫁

公元1311年(元朝武宗至大四年)元政府颁布的法律明令规定“命妇夫死不许改嫁。”这是中国历史第一次用法律形式明确限制妇女改嫁鼓励妇女守节。在《元典章》记载着“不改嫁誓状”、“失节不封赠”、“奁田需听夫家为主”等等压迫妇女权益的法律。

宋朝妇女改嫁比比皆是,宋朝在法律上从未限制妇女改嫁,在关于妇女改嫁的法律上比唐朝还要宽泛、自由。可是中国有些竟认为宋朝不许妇女改嫁。很奇怪怎么能把元朝的行为怪在宋朝身上呢?

五、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是元朝

率先闭关锁国实行海禁的不是明朝而是元朝。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施行海禁的政府,元朝前后一共搞了四次海禁,四次关闭市舶司,禁止平民出海贸易。

第一次海禁从公元1292年(世宗至元二十九年)到公元1294年(世宗至元三十一年)止。第二次海禁公元1303年(成宗大德七年)到公元1308年(武宗至大元年)止。第三次海禁从公元1311年(武宗至大四年)到公元1314年(仁宗延枯元年)止。第四次海禁从公元1320年(仁宗延佑七年)到公元1322年(英宗至治二年)结束。后来由于南宋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实际元朝已经失去对沿海的控制能力,所以以后再无力实行海禁。

元朝禁止出口的货物比宋朝多,不仅包括铜钱、金银铁、粮食、弓箭、马匹、兵器连中国传统的重要出口手工业品丝绵、缎匹、销金绫罗等也被列为禁止出境货物。元朝出海的限制、要求远比宋朝严苛,出海凭证也远比宋朝繁琐复杂。元朝实行的种种严苛措施使中国海外贸易日益萎靡衰落。

六、元朝使中国农业受到严重破坏

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如果实行的话,中原将变成草原。中国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流域,具有上千年的文明开垦的中国的中心地区,将毁于一旦。多亏契丹人耶律楚材坚决反对,才保护了千年的文明成果,中国人应该记住这个汉化程度极高的契丹贵族的后裔,保护中国文明的人。但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

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

七、元朝的使中国经济社会僵化衰退

元朝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这说明宋以前的商业贸易是多么的繁荣,也说明生活在开放环境下的宋人不适应元朝落后的管理统治,虽然元朝法律严苛但依然有大量的宋人冒险犯法。

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那些宣扬游牧民族输血有利于中原王朝恢复活力的言论,完全是不顾历史事实的颠倒黑白的胡说八道!!!

八、元朝的税收远比南宋繁重

中国目前有些人用元朝政府攻占南宋后实行减免税暂时收买人心时的税收对比南宋政府末年在强敌压迫数十年时的税收,说明南宋剥削繁重而元朝的剥削轻。

元朝人评价元朝的税收时说:“割剥民饥,未见如此之甚!”,元朝后期“酒课,盐课,税课,比之国初,增至十倍。征需之际,民间破家荡产,不安其生。”
宋元之际的诗人汪元量《利州》:“云栈遥遥马不前,风吹红树带青烟。城因兵破悭歌舞,民为官差失井田。岩谷搜罗追猎户,江湖刻剥及渔船。酒边父老犹能说,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好四川。五十年前是宋朝的好时光。这是宋朝遗民怀念宋朝美好的时光,元政府、南宋政府谁的税收重一目了然。

南宋政府后期税收相比宋朝以前是有所加重,那是因为国家面对强敌,被迫而为。元政府攻打宋朝前的疆域包括金国、西夏、西藏、云南等大片疆域,南宋被完全包围。此时元政府用一半以上的税收做军费攻打南宋。抗日战争时期不到八年,中国已经减感不支。而南宋政府苦苦支撑四十多年,此时税收必然比常时繁重。唐朝安史之乱之后被围困还吃人呢。这时南宋大部分百姓都是自愿,而南宋反而末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反现象。说明南宋很得人心,现在有人竟用南宋政府在战时的税收来证明南宋政府的“黑暗”统治。更有甚者用此时的税收代替整个宋朝的税收,真是无耻之极!!!

九、元朝比南宋贫穷

元朝虽大,却没有南宋富裕。据忽必烈统一中国后统计,中国南方为1184万户,北方为135万余户,南北比例为九比一。这南方就是南宋曾统治区域。公元1283年(至元十九年),北方居民大量南流15万户,相当于北方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元政府屡次下令禁止,并在黄河、江淮诸津渡设立了缉查南移流民机构,勒令已到南方的流民北返。但即使这样“民望南而流如水之欲东”,直到元朝灭亡也未解决严重北方人民大量迁移到南方的社会问题。这是贫民地区往富裕之地的移民。相当于今天的墨西哥、古巴往美国偷渡移民。这反映了当时的南北经济差距,也反映了宋朝统治地区的富裕。元朝中叶文宗天历年间,全国商税九十万锭,曾是南宋的江浙行省一地就达26万锭,而当时全国中心元大都只有10万锭。

元朝的经济大部分依赖南方,就是依赖南宋统治地区。元朝的所谓经济成就只是南宋的有幸遗留,这还不包括元朝不开明经济政策造成的恶劣影响。这还不是南宋未遭到严重毁坏前的文明奇迹。元朝各方面都严重落后于南宋。是中国文明的衰退时期。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


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最频繁、规模最大的朝代

《中国史稿》:“在号称全盛的忽必烈统治时期,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就没有停息过,在元朝统一全国后仅七十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大起义。”
“忽必烈统治时期,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根据元政府统计,至元二十年,大小起义二百余处,至元二十六年就增加到四百多处。几乎南方各地都有起义发生,尤以浙、闽、广、交界地区最为激烈。”这说明在南宋曾统治地区人民反抗元政府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这个起义频率规模还没有哪个朝代能超过元朝。

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1280年(至元十七年)到1286年(至元二十三年)之间,漳州陈吊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

公元1351年(至正十一年)由韩山童、刘福通发动红巾军起义更是波澜壮阔,更是建立“大宋”政权,一度攻占杭州、汴梁、上都等重要城市。并在上都开平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朱元璋的队伍也是归“大宋”政权统辖的,最后朱元璋彻底把蒙古人赶出中国,建立“明朝”。

元朝从建立的那天起,直到灭亡。农民起义就没有停止过,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爆发农民起义规模最大、最频繁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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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直系祖先多本-磨根(Dobun Mergen)曾在森林里要了别人一块肉,回家途中,见到一个另外部落的人快要饿死,提出把他的亲生儿子卖给多本-磨根,来换这块肉。多本-磨根於是给了他肉,把少年领回家做奴隶。可见当时游牧民族常常饥寒交迫,为了一口饭把儿子卖掉。(多本-磨根死后,此奴隶和他的妻子有生了三个孩子,其中之一就是铁木真直系祖先)。

这是不是偶然现象?那接着我们看看,多本-磨根的妻子共有五个孩子。她们妈妈死时,最小的孩子伯东查(Bodoncha,是成吉思汗的直系祖先)年幼,其它四个哥哥立刻分了她妈妈的牲畜和食物。不留给年幼的伯东查任何东西。柏东查饥寒交迫,被一群善良的牧民救起,给他食物,过几年后,伯东查遇见了他的哥哥,教唆他们把这群牧民抓过来作为奴隶,从此生活状况好转。草原也许不乏善良的牧民,但是那些奴隶主都是些没有道德约束、无恶不做的强盗。蒙古贵族后代非常欣赏这些恩将仇报的行为。这些“光荣”事迹是用来给蒙古贵族作教材,教他们后代如何反客为主用,才传颂给后代的。

据元史-本纪一,成吉思汗直系远祖母莫拿伦有七个儿子,有一天,有一群小孩在她的领地上挖草根充饥。莫拿伦害怕自己的草场被破坏,就命令用车撞死撞伤这些小孩,结果与小孩所属部落发生战斗,寡不敌众,莫拿伦和在家的六个儿子以及部落几乎全部被杀。只有一些残弱妇女和小婴儿海都幸存。(海都后来成为蒙古部落第一个汗。)。人类都有瘾侧之心,如果游牧民族不是生存艰难,是无论如何不会欧打用草根充饥的小孩,也不会为此大规模杀人。

游牧民族这种为争夺食物斗争的行为代代相传,到了成吉思汗这代也不例外。成吉思汗三世祖先拿不勒已经是汗了。地位非常高。部众很多,可亲属照样食物不充足。成吉思汗父亲死后,他们部落因此不再给她妈妈肉吃,她妈妈为此和俺巴孩的两个老婆吵架,结果他们权力部落抛弃成吉思汗的妈妈和她6个年幼的孩子,有一个老人劝说他们不要这样,因此被人用长矛戳死。可见野蛮残忍的风俗。

成吉思汗一家老弱被抛弃后,更是饥寒交迫。他自己为了抢一条鱼,把自己的亲兄弟杀死。成吉思汗一家是草原上的贵族,地位非常高,贵族都是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因此说游牧民族“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并不为过。

说起野蛮残忍,例子更是举不胜举。成吉思汗的母亲和一个部落男子成亲,路过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的地方,也速该见他母亲长得漂亮,立刻找他的两个兄弟去杀那个男子。男子见势不妙,丢下他妈妈乘马逃去,也速该三兄弟追了7坐山岗,追不上才罢休,回来把哭哭啼啼的妇女抓到帐篷里强奸。后来生了成吉思汗。这种行为,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杀人强奸的罪犯,被社会主流鄙视。但在游牧民族社会,非常普遍,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抢婚。后来成吉思汗自己的老婆也被抢婚。成吉思汗找扎不合帮助把她老婆抢了回来。相互凶杀不止,活象一个犯罪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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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名之为草原游牧生活环境下人性的异化

号称有血性的狼蒙古人建立的“强大”元朝只有80多年,而被抨击“积弱”的宋朝却有300多年。这就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

联合国大会刚刚通过不投票的决议,要在2006年纪念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800周年。

西方使者描绘蒙古人
上面已经谈了鞑靼人的好的方面,现在该谈谈他们的若干坏的品行。他们对其他民族最为傲慢,蔑视所有人类。的确,无论其他民族的贵族还平民,他们都视同无物。在可汗的宫帐里,我们看到雅罗思拉夫(Jelozlauv)(俄罗斯的一个王公贵族),看到格鲁吉亚国王和女王的儿子,还看到许多地位显赫的苏丹们,及高丽的王公,但这些贵宾宾得不到应有的尊敬。被派来照料他们的鞑靼人,不管出身如何卑微,都走在这些外宾前面,并且总是居高临下地坐着。千真万确,这些贵宾只能屈居下坐。

对于其他民族,他们动不动就暴跳如雷。他们也经常欺骗其他民族,实际上,他们从来不讲真话。当然,他们开始的时候总是甜言蜜语的,但是到了最后,他们就会象只毒蝎子那样发难。他们十分狡猾和欺诈,总是竭尽全力用欺骗来蒙蔽所有的人。他们行事手段卑鄙得象他们的饮食一样污秽。他们想算计别人时,能够用惊人的手段隐蔽意图。让别人毫无防备。也无法来对付他们的诡计。

喝得大醉被他们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即使有人喝酒太多呕吐生病,也不停止喝酒。他们非常贪婪吝啬。习惯于向别人要东西,自己却一毛不拔。他们把屠杀其他民族不当作一回事。总之,要写完他们所有的坏性格,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坏性格很多.写不胜写。

凡是能吃的东西他们都吃,他们吃狗、狼、狐狸和马,而且,需要的时候,他们也吃人肉。例如,当他们攻打中国的一个城市(中国皇帝就驻扎在这里),他们围城太久,把他们自己的粮食完全吃光了,一点吃的也没有,他们就在每十个人中抽出一个人来当食物吃。他们吃母马在生小马时排泄出来的脏东西。不仅这样,我甚至看见他们吃虱子。他们说:“这东西吃我儿子的肉,喝他的血,难道我就不能吃它了?”我还见过他们吃小老鼠。

他们不用桌布或餐巾。他们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蔬菜水果等等,除了肉什么也没有。不过,他们吃肉也很少,其他民族简直难以依靠它生存下去。
他们双手沾满了肉的有油腻。当他们吃东西时,他们就在裹腿或草之类的东西上擦擦手。按照他们的风俗,其中地位较高的人有小块布片,吃完了就用它擦手。在吃肉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把内切成小块,另一个人用刀尖取肉,送给每一个人,有人给的多,有人给的少,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地位的贵贱。

他们从来不洗盘子,即使偶尔用肉汤来冲洗盘子,洗完后他们又把由汤和肉倒回锅里去。坛坛罐罐、匙子之类的餐具,如果想洗干净,也用同样方法冲洗。他们认为,不管用什么方式浪费任何食物或饮料,都是极大的犯罪;因此,在骨髓被完全吸尽以前,他们不允许把骨头丢给狗吃。他们自己从不洗衣服,也不许别人洗衣服,特别是在打雷变天的时候更不允许。

只要他们有马奶,就喝得很多。他们也喝山奶、牛奶、甚至骆驼奶。他们自己没有葡萄酒、麦酒或蜂蜜酒,除非别的民族运给或赠给他们。还要,在冬季,一般不富有的人是喝不到马奶的。他们把小米放在水里煮,做得很稀,只能喝汤。他们每人在早晨喝一、二碗,白天他们就不再吃东西了。不过,在晚上,他们每人都吃一点肉,并喝点肉汤.但是,在夏天,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马奶,他们就很少吃肉,除非偶尔有人送给他们肉,或者他们在打猎时捕获某些野兽或鸟。

蒙古人和世界瘟疫
表现黑死病的宗教画
1345年,在黑海之滨富饶的克里米亚半岛,有谣传说,一股正在东方肆虐的瘟疫正在到处蔓延。但是,当时更让人胆战心惊的不是传说中的瘟疫,而是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蒙古人已经打到欧洲边缘。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就是意大利商人建立起来的设防城市,而蒙古人已经兵临城下。

这场战争的起因不过是一群意大利商人与当地的穆斯林居民在街头发生了争执。这场小范围的冲突骤然升级,穆斯林于是向挥戈西进的蒙古人寻求救兵。正欲征服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的蒙古王子,借此机会毫不犹豫地发兵,将这群意大利商人和东罗马帝国的守军团团围困在卡法城墙之内。

卡法坚固的城防和守军的顽强抵抗,使驰骋纵横的蒙古大军也一时难以攻克,围困整整持续了一年。这时传说中的恐怖瘟疫开始在蒙古军队里爆发。士兵们纷纷倒下,蒙古军阵营里再也听不到那种剽悍狂野的喊杀声。面对部下空前的疲软状态,蒙古王子被迫决定终止围困。

卡法城的守军并不知道蒙古军营中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很奇怪,为什么一向攻势凌厉的蒙古人会忽然变得沉静了,有好些天都不见进攻了呢?难道说蒙古人久攻不下已经放弃了?还是说他们在积蓄新的能量,准备发起更强势的进攻?在纷纷的猜测中,已经筋疲力尽的卡法守军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平静日子。

然而,就在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卡法守军吃惊地发现,蒙古人又在城下摆开了攻城的阵势。而且这一次,他们似乎改变了战术,不再使用云梯,也不再无谓地让成千上万的士兵蚁附城墙强攻,而是在城墙外架起了一排排三人多高的巨大的木质抛石机。他们要向城里发射炮弹!卡法守军战战兢兢地等待着,不知道即将降临到头顶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随着蒙古王子一声令下,无数致命的新式投射弹向卡法城飞来。刹那间,卡法守军一个个全都惊呆了。上帝啊,那些炮弹……全都是人!

卡法守军一时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具具被瘟疫感染、正在腐烂的士兵尸体就已被猛然抛入空中,飞进卡法城内。卡法城就这样堆满了死尸。

不久,这些对卡法守军来说不知如何处理的腐尸就开始污染空气,毒化水源。人们终于明白了蒙古军的用意,因为卡法城里也开始爆发那种令人恐怖的瘟疫——黑死病。患这种病的患者开始时出现寒战、头痛等症状,继而发热、谵妄、昏迷,皮肤广泛出血,身长恶疮,呼吸衰竭;快则两三天,多则四五天,就纷纷死亡,死后皮肤常呈黑紫色,这种可怕的疾病因而得名“黑死病”。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就是鼠疫,一种由鼠疫杆菌引起烈性传染病。不到几天,城墙内的卡法人便纷纷丧命,城里街道边上到处是身上长满恶疮、黑斑的死尸,卡法成了一座人间地狱,侥幸活下来的人一个个蒙着黑纱,惶惶然地逃向城外。

卡法城中的意大利商人就这样踏上了逃亡之路。他们上了帆船,准备返回意大利老家。然而,这些人哪里知道,与他们随行的还有传播黑死病的罪魁祸首——老鼠和跳蚤。被跳蚤传染的老鼠爬上泊船缆绳,藏进货舱,随着帆船驶向地中海。

意大利商人的船队还在海上的时候,卡法城被黑死病笼罩的消息已经传遍四方,欧洲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船队长途跋涉回到意大利,但没有人同意他们靠岸,因为船行驶在海面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感染了致命的病菌,水手们正纷纷死去。

1347年10月,这批商人最终抵达了西西里的墨西拿港。惊恐不安的港口负责人对船只进行了隔离,可惜为时已晚。就在第一根泊船缆绳连接到岸上时,老鼠已经率先登陆,简短的停靠已足以使黑死病登陆欧洲。

从卡法城里逃出来的,当然不只意大利商人这一批船,他们停靠的港口也不止一个两个。因此,逃亡者很快把黑死病带到了整个欧洲,不仅欧洲大陆,连英伦三岛和北非国家也都无一幸免。欧洲历史上开始了最骇人听闻的恐怖的灾难。1348年的欧洲人口过剩,灾难不断。战争、农业歉收、饥荒和其他流行病的爆发已使孱弱的欧洲举步维艰,新的瘟疫恰逢此时登门造访。在短短的两年内,黑死病就把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送入地狱,2000多万人消失。

众所周知,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是与教会的统治联系在一起的,而黑死病带来的大毁灭成了历史的转折点。这次大毁灭使欧洲人口骤降,变得满目疮痍、面目全非。许多幸存下来的人因此对旧制度质疑,对传统的价值观产生动摇。因此有人说,正是黑死病的流行,客观上摧毁了旧有社会体系,使欧洲迎来了文艺复兴的黎明。也许这是事实,不过,即便这场恐怖灾难过了一百多年之后,劫后余生者背负着深重的苦难,还仍然难以走出灾难的阴霾,其代价之惨痛令人不胜唏嘘。甚至即使在今天,你依然能从幼儿园孩子们所唱的歌谣中感受到那股迷漫的恐怖气息:“一圈圈玫瑰花开,花束装满口袋。阿嚏,阿嚏,我们全都死去……”

在中国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元朝,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历史,只是一个亡国的时期.

宋元战争,改变整个中国历史进程
引用地址: http://www.xici.net/Cul/b231062/d33387985.htm
ID: 01534173 我爱RMB 发表于:2005-12-24 20:03:56
在许多人看来宋朝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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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5-18
沈括

沈括(1031—1095),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杰出的科学家。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青年时代即在沭阳(今属江苏)任主簿,大力修治沭河,灌田70万亩。宋仁宗时中进士,授职扬州司理参军,因熟悉天文学,还命其兼管司天监事,负责观测天象和修订历法,提出了与现今阳历相似的“十二气历”。宋神宗时参加过王安石变法运动,时常出京到各地察访新法实施情况,先后到过两浙、河北等地,还奉命出使过辽国。每到一地,都留心观察自然风物和风土人情,随时做记录。他由浙江雁荡山的地形,认识了水的侵蚀作用;从太行山岩石中海洋生物的遗迹,推知山东的陆地原为海洋。他博学多才,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历史、考古等都有较深的研究。晚年,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修筑梦溪园,举平生见闻,撰《梦溪笔谈》一书。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沈括集科学研究、社会考察、文史掌故以至街谈巷议、奇闻异说等,兼收并蓄写作而成的。该书完成于11世纪末。包括《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共30卷。全书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术、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共17目,609条,是一部综合性的著作。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部分,有二百多条,包括天文、历法、地理、制图、地质、气象、数学、物理、化学、水利、建筑、冶金、医药、农业、动物、植物以及武器制造等,足以反映北宋的科学水平。

郭守敬

郭守敬(1231—1316),字若思,顺德邢台(今属河北)人。元朝天文学家和水利专家。他的祖父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郭荣曾让郭守敬拜当时天文、地理专家刘秉忠为老师。郭守敬32岁那年,刘秉忠的老同学张文谦将郭守敬推荐给元世祖。元世祖召见郭守敬,郭守敬面陈发展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每奏一项,元世祖都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当即授提举诸路河渠。不久,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宁夏一带,修复了不少古渠,提升为都水少监。

元朝初期,承用金朝的大明历。大明历的误差已很显著。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世祖下令由太子赞善王恂、都水监郭守敬领导,设立太史局,召集南北历官,修订新历。并且命御史中丞张文谦、枢密副使张易主管此事。王恂主要负责历法本身。郭守敬主要负责仪器和观测。郭守敬创制了近二十件天文仪器,主持了大规模的测量,他自己也作了许多观测。经过四年努力,新历告成,被命名为《授时历》,于至元十八年(1281年)颁行。就在这一年,王恂病故,当时尚有许多材料尚未整理定稿。郭守敬花了两年时间,最终写成定稿。

晚年,郭守敬又转归水利工作。至元二十七年(1291年)春,他领导整修大都至通州的运粮河,经一年多的时间,运河修通,定名通惠河。为了解决通惠河水源不足的问题,郭守敬主持修筑了白浮渠,“引北山(今北京昌平神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今北京昆明湖),自西水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充足的水源,保证了漕粮船只可以直接驶入大都积水潭,积水潭上出现了“舳舻蔽水”的盛极景象。

中医成绩显著.

宋元时期,隋唐两代兴起的国家对医药进行管理与教育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

宋代的医学管理机构与教育机构是分开设立的,新设翰林医官院是管理机构,太医局则是医学教育机构,这与唐代有所不同。元代以太医院为管理机构、医学提举司为教育机构,名称虽不同,路子是一样的。

作为国家的医学教育机构,对医学的分类是整个医学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成为对医学发展起促进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

唐代的医学教育分为四科:医科、针灸科、按摩科、咒禁科,显然较为粗糙。宋代分为九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咽喉科、疮肿兼折疡科、金镞书禁科,比唐代一下子多了一倍以上。元代更是增加到了十三科:大方脉科、风科、针灸科、小方脉科、眼科、产科、口齿科、咽喉科、正骨科、金疮肿科、杂医科、祝由科、禁科,是唐代的三倍多。

从唐代到元代,医学分科的发展速度相当之快。这种快速的发展,正说明原来的不成熟。而从元代再往后,分科的速度又趋缓,则表明了宋、元时代是从不成熟到成熟的重要时期。

医学分科的成熟与精细,对于医学人员的专门化、技术的精益化,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家对医药技术发展更直接的促进措施,是国家组织编纂医药著作,主要是本草类与医方类的医书。

在本草方面,宋政府先后编撰了《开宝本草》、《嘉佑本草》、《图经本草》。此外,根据当时唐慎微私人撰修的《证类本草》三次加以重修而出版枣《大观经史证类备用本草》、《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书》,成为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以前最优秀的本草类著作。

在医方方面,先后组织编纂了《神医普救方》1000卷、《太平圣惠方》100卷、《圣济总录》200卷,成为收方最多的著作。

编纂这样的大型医药书籍,一般的私人自然是无力组织进行的,而它们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由国家组织编纂医书,其功至伟。

北宋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宋仁宗下诏编修院设置校正医书局,组织校正出版重要的医书。这是个重要的举措,对于重要医书的出版起了保证作用。

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促进医学发展的举措。

如北宋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翰林医官院铸造了俞穴铜人两个,作为针灸教学与考试医生之用。这两个铜人的声名甚至传到了金国,以至在高宗建炎二年金宋议和时,金方居然将索要铜人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

又如,北宋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在开封设立了太医局卖药所(又称熟药所)。接着,又陆续在各地开设和剂惠民局(简称惠民局或和剂局)。这种药局既卖药也看病,完全是现代国立医院门诊的雏形。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因此,元、明两代也依然采用。

在国家对医药事业的大力推动下,整个国家的大形势对医药的发展极为有利,从而为这时期的医药科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有利条件。

二、迟迟成形的法医学与艰难起步的解剖学

法医检验,是对凡有人生伤亡案件进行审理的首要而重要的步骤。

在《礼记·月令》、云梦睡虎地秦简律书中,都有临案勘察伤亡情况的记录,这是我国最早的法医萌芽状况。

法医学的起源虽早,但成形较迟。据说在北齐有徐之才的《明冤录》,是我国最早的法医学专著。但这部书不久就失传了,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反映出法医这一学科依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成形。

但经历了千余年沧桑磨炼考验,法医学成形的时刻有幸降临在五代至北宋时期。

五代时期,和凝、和□父子联手撰著了《疑狱集》(公元951年)。

到两宋时期,这类著作犹如雨后春笋一般一下子涌现出了许多部,如无名氏的《内恕录》、郑克的《折狱龟鉴》(公元1200年)、桂万荣《棠阴比事》(公元1213年)、赵逸斋的《平冤录》、郑兴裔的《检验格目》等等。在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诞生了一部汇集众说,体系完整的法医学名著枣《洗冤录》。

《洗冤录》,又名《洗冤集录》、《宋提刑洗冤集录》,五卷,宋慈撰著。

宋慈(1186??249),字惠父,福建建宁建阳童游里人,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进士。宋慈长期职事政务,尤其是历任广东、江西、湖南等处提刑,对于法医学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洗冤录》卷一载《条令》等4篇,总论法医的法令原则与基本方法;卷二载《初检》等12篇,讲述各种尸体的情况与尸检方法;卷三载《验骨》等5篇,卷四载《验他物及手足伤死》等10篇,卷五载《验罪囚死》等22篇,都是讲述各种伤亡的状况与原因,以及尸体发掘、救死方法等。

宋慈对法医的重要性、法医的职责,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对法医的责任心尤其重视,强调必须不惧脏累,"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宋慈指出,法医的工作程序应该是:到达现场后,先要进行对有关人员的询问,再记下尸体的位置,验看周围场所,最后进行尸检。

宋慈对于各种伤亡的鉴别极为精细、准确,对自杀、他杀、病故的区别十分精细和准确。

如,对于吊尸,宋慈指出:要仔细观察吊起的现场与被吊者颈部的情况,还有绳索的情况。要注意吊的高度、绳子的结法、上面有没有尘土、绳子是否移动过。如果是死后遭绳扎的,死尸上就没有"紫赤"、"血 "而只有"白痕"。

其他如溺死、烧死、自刑与杀伤等等,都有详细的阐述。

在书末,还附有各种救死方。如人工呼吸、用明矾蛋白解砒霜毒等等,有些至今仍在使用。

《洗冤录》是一部集大成的法医著作,既是《内恕录》等著作的经验总结,也有宋慈自己的经验心得,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而高超的水平,标志着我国古代法医学的正式形成。

在《洗冤录》问世后直到西方近现代法医学传入以前,它一直是古代中国法医学的指导性著作。在现代,《洗冤录》已经被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多国文字,真正成为了世界法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与法医事业紧密相关的是解剖尸体的工作。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与地区,尸体解剖是一件不足为奇的医学工作,对于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在古代中国却是一个不见于明文的"禁区",是一个不可逾越一步的"雷池"。

但历史记载在宋代有两次尸体解剖,而且绘成了图谱,难道是这"禁区"与"雷池"从此就被打破了?

第一次尸体解剖是在庆历年间(公元1041?048年),由画工宋景绘成《欧希范五脏图》。

第二次是崇宁年间(公元1102?106年),也由画工绘成图,经医生杨介整理校对,著成《存真图》一卷。

这两幅图的原件都没有能流传下来,但《存真图》的图谱被元代孙焕的《重刊玄门脉诀内照图》录用而保存了下来,多少还能让后人有些幸运感。

从当时的记载来看,解剖是成功的,记载的内容是基本正确的,所存的图虽然疏略粗糙,但价值依然极高,因为这毕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人体解剖图著。

可从此以后,人体解剖又在中国销声匿迹了。于是,不由人们要探究宋代解剖的人体究竟是什么人。

幸好在文献中有据可查,才使后人不致永远被蒙在鼓中。第一次被解剖的,图名中写得很明白,姓名是欧希范。欧希范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本是广西的一位农民起义领袖,被统治者诱杀后,又被剖腹刳肠(参见郑景壁《剧读录》)。第二次被解剖的,人名已经无从可知了,但也可能是一位农民起义者(杨介《存真图》自序。皆录自《中国医籍考》)。

由此可知,宋代的解剖实在是偶尔为之的特殊例子,"禁区"与"雷池"并没有被打破,一切依然如旧。

然而,正因为如此,宋代的两次解剖,在中国传统的医学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

三、金、元四大家

这一时期,临床医学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名医与流派层出不穷。达到这一时期最高水平的、最负盛名的,则是著名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即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既恪守《内经》、《伤寒》的传统体系,又各有所创新,形成各自的风格。

1.刘完素

刘完素(公元1110?200?年)字守真,河北河间人,人称"刘河间"。

刘完素一生嗜好医学,不愿为官,坚持在民间行医。由于他医德高尚,医技精良,深得民众欢迎。他一生医著甚多,有《素问要旨》、《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素问药证》、《伤寒直格》、《医方精要》、《三消论》等。其中《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与《三消论》两书,后人疑为托名之作。

《素问要旨》,主要论述五运六气。《素问玄机原病式》是将《素问·至真要大论》的"病机十九条"加以引申、发挥,从而确立他的火热立论的主张。《宣明论方》也是在于阐发他的运气之理。《伤寒直格》是将致病机理中的寒、热二症加以区分,并继续主张他的热病之长。

总的来看,刘完素在运气学说上颇有发展,强调运气的"常"与"变"应该辩证相待。在致病机理上,对火、热的因素更有心得,治疗也以寒凉药物的运用为长,故有"寒凉派"之称。

2.张从正

张从正(1156?228)字子和,自称"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兴定中(公元1217?222年)曾任太医,但不久即辞去,亦在民间从医。

张从正的著作较少,今存仅《儒门事亲》一书。

《儒门事亲》15卷,由零散的10种著作合成,为后人所编。前3卷是原本《儒门事亲》,张从正原著。其余部分是他对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讲求医里"的实录,由麻氏等编辑成书。

除前3卷《儒门事亲》外,其余卷4?为《直言治病百法》,卷6~8为《十形三疗》,卷9为《杂记九门》,卷10为《撮要图》,卷11为《治病杂论》,卷12为《三法六门》,卷13为《治法心要》,卷15为《世传神效名方》,另有《三复指迷》1卷,文已佚失。又,《撮要图》后附有《扁鹊华佗察声色定生死诀》与《病机》,在《治病杂论》后附有《河间先生三消论》,最后附有《太医先生辞世诗》5首。

张从正的医学思想沿着刘完素的思路而又有所发展,他赞从刘完素一直信仰的"六气致病"说,把各种疾病的主要致病因素归于六淫的邪气入侵,在治病原则上很自然地以"攻邪"为主,补养为次,在具体治疗手段上也就以汗、吐、下这三法为主,甚至认为攻就是补,于是得了"攻下派"的称呼。

张从正的医学风格十分鲜明,三法的运用有独到之处,但他的"速攻"之策颇招致异议,因此对他的评价往往赞扬与批评兼而有之。

3.李杲

李杲(1180?251)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河北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李杲出身于"赀富乡里"的财主之家,因母病死于庸医而立志学医,拜张元素为师,学成后名在其师之上。

李杲的医学著作有《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脾胃论》、《医学发明》、《用药法象》等。

李杲的行医特点非常鲜明,他的医学思想集中在脾胃诊治上,他以传统的五行理论"脾胃为土"枣土为万物之母,脾胃为生化之源为基础,建立起他的理论:(一)元气为人生之本,脾胃为元气之源;(二)脾胃之气必须升降有序,序乱则致病;(三)火为元气之贼,治则以"甘温除热"为主。

李杲这一思想,是与"外感"论相反的学说,因此他力主内补除病。他的这种偏重于内的倾向,也在获得好评的同时招致了某些批评。

4.朱震亨

朱震亨(公元1281?358年)字彦修,义乌(浙江义乌)人,人称丹溪翁。

朱震亨学初宗文,后因母病、师病而改学医,44岁始师从刘完素再传弟子罗知悌。学成后,又深研《内经》、张仲景、张从正、李杲等学说,参以《易经》太极之理,作"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之论,名声始传于四方。

朱震亨的著作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本草衍义补遗》、《外科精要新论》等,以《格致余论》与《局方发挥》最为著名。

朱震亨最著名的思想就是"相火"与"阳有余,阴不足"理论。

"相火"论的要点为:(一)人有居火(心火)与相火(在肝肾、膀胱、三焦、心包、胆)。(二)相火主动,所以能生生不息。(三)相火为元气之贼。

"阳有余,阴不足"论的要点为:(一)天地、人身都是"阳有余,阴不足"。(二)相火易动,故阴易泄,故阳更有余而阴更不足。

朱氏的这一思想,是刘完素火热说的新发展,因此他的医术强调滋阴降火,并创制了"越鞠丸"、"大补阴丸"、"琼玉膏"等养阴膏丸,从而得到了"滋阴派"(或称"养阴派")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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