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的进化论学说，基本观点是：栖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始类型进化而来，在生存斗争中不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灭绝，而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选择保存下来，通过一代代自然条件的选择，变异逐渐积累，形成新的物种。进化论刚刚创立的时候，受到主流学术界怀疑，被讥讽嘲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
《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并有所发挥。其上卷依据达尔文学说阐述自然界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下卷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人类具有相亲相爱的先天本性，因而高于动物，进化规律不适用于社会发展。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严复译为
《天演论》，于1898年出版。全书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三人的理论，对原著作取舍增删和重新
排列组合，近6万字，严复写的“案语”就有17000字。《天演论》事实上是严复力图运用进化论学说，来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实际问题的再创作。他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是违背进化规律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国自诩，不改弦更张，奋发图强，难逃悲剧结局；“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达尔文和赫胥黎，都是马克思的同时代人，一个比马克思大9岁，一个比马克思小7岁。马克思夫人燕妮曾听过赫胥黎的演说，称其“给人作启蒙”，是“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
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
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和
唯物史观，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进化论学说的启发。中国20世纪初为救亡图存的先进分子，大多把进化论作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论根据。马君武在《达尔文物种原始》译者序言中便称：达尔文以天择说解释物种原始，“其在科学界之价值，与
哥白尼之行星绕日说，及
牛顿之吸引力说相等，而对人类社会国家影响之巨大则远过之”。严复译述《天演论》，用意更为明显，把进化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国人在竞争中求生存，自立、自强、自主。这本书问世后的短短10多年中，就发行过30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都不可比拟的。“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许多人干脆以“竞存”、“适之”作为自己或其子女的名字。这本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塑造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实乃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