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记录具有法律效应。
按照法律规定，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信息的数字化信息，像是微信聊天记录、电子邮件、短信、图片等各种信息，都是具有法律效应的。不过在这之前，必须满足几个条件，像是双方身份信息、是否存在合法性、聊天记录是否与案件相关等，否则就无法作为证据。
如果自己打算用聊天记录作为证据，一定要用原件也就是APP上的信息。把相关内容截图，相当于失去了真实性，就失去了法律效应，也就无法作为证据使用。
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只有足够的证据，才能证明一些事情。而我们国家也有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相关规定，其中就包括一些电子数据和电子文件。
常见的内容像是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短信和电子邮件、身份信息和通信记录、音频和视频等。这些证据虽然是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储，但是本身也属于证明案件事实的信息。只要我们保证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就具有法律效应。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必须保证电子数据是原件。有明确修改或者剪辑的东西，是无法作为证据的。
想要用聊天记录作为证据，需要满足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三大条件。
真实性就是双方的身份，我们要保证账号归属者是对方，像是微信号绑定的手机号、实名信息等，这些可以作为判定依据；合法性就是不存在威胁或者作假，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判定，可能要参与质证；关联性就是和案件有关联，能够明确作为证据使用的聊天记录。对方随便一句话，没有任何关联信息，是不能当做证据使用的。
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把聊天记录作为证据的案例，不过需要经过严格的校验，被判定无效的例子也有不少。
对于数字化的证据，尽量要保证是源文件，不能有任何修改的痕迹。就算是打印或者截取片段，也一定要保留好原来的内容。毕竟现在科技手段发达，很多数字化信息可以造假，没有源文件法院轻易不会相信。
像是聊天记录这种东西，还要注意手机的使用，一旦我们把聊天信息给删除，想要找回可就难了。最好做一个备份，以备不时之需。
如果网络终端产生的内容要关联到“当事人”这个主体，则更难。在法庭上，网络终端个人的信息内容，更多时候只能成为一种对法官的心理说服的辅助证据，与官方网站或终端平台对公众发布的内容取证有本质区别。
1.个人网络终端用具（如手机、电脑）上的信息内容（如聊天记录），如何确定是用具的持有人、软件的注册者发布的？
如果曾被人调用前置摄像头同时取证人像发布内容的，在当事人不知情、非自愿的情况下，先侵犯隐私权益再取的证已经存在问题，要么证据无效，要么取证者同时需要承担被反告侵犯隐私、盗取个人信息等罪，牵涉到国家重要岗位的人、科研专利人员、演艺明星、商业机密泄露等，还会衍生出更严峻的赔偿追讨赔款问题。
所以，不能证明谁在发布的信息，就难以对应主体追究责任，或先违法取的证都不能列作呈堂证供，先违法再获得的取证都是不受法律认可的证据。
另外，如衍生出诈骗等网络犯罪问题，通常也只能追究认罪责任人，至于是谁发布的信息内容或者聊天记录，始终无法关联到用具持有人及软件注册人，没必然关系。
例子1：老母亲不懂的情况下，注册了某信，之后完全忘记了这回事。女儿用母亲注册的软件交友并聊天，那么聊天内容如何关联到法律证据问题？连谁在聊的天都无法确定，更难作为呈堂证供。
例子2: 黄某因为得罪了上级领导陈某，陈某在其网络终端用具上装了疫苗，以监控黄某的一举一动伺机报复。最终陈某通过疫苗在黄某的手机监控到黄某召妓与收受利益等违法违规问题，其后匿名举报给上级部门。
事件中，黄某与陈某都被捕，黄某违法犯罪属实，被双开及监禁10年。陈某因被查到使用违法手段取证，而且目的是报复等恶意行为，也被从严处理。
其后，黄某再以盗窃罪、经济损失、隐私侵犯罪、名誉受损、机构机密泄漏等罪名，将陈某告上了法庭。经裁定，陈女士的违法取证属实，除了赔偿黄主任的经济损失外，也被刑事拘留，5-15年的监禁也在等着她。
例子3：某在校大学生在微信上被盗聊天记录，当中涉及作风问题，后被传播遭到网络暴力。事件发生后，大学生的母亲出来承认了是自己一时贪玩发的内容，内容被法院宣判与软件注册人无关，大学生名誉得以恢复，同时立案追查盗取聊天记录的人，最终查到是该大学生的一位追求者行为，因为情况恶劣，该名追求者被判刑，而大学生毫发无损。
也就是说，不管网络终端用具上发布了什么内容或聊天记录，法律上是没有办法与人有必然联系的，要合法取证与人的关联性的难度也非常非常大。